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信摘抄）
杨 学 功
你谈到的“上升路线”（从经济学、社会学到政治学、哲学）有重要价值，是一个极有前途的生长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一篇大文章，谁把这篇文章真正做好了，马克思研究就能扬眉吐气。我最近对“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解读，使我感到心情极为畅快。用你的话来说，真的是有了“大贯通”，这种贯通使我走出了此前对于中国前途的彷徨和迷茫状态。
正如一个人只能走自己的路一样，一个国家也只能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过去是不清楚的，现在比较清楚了，至少我心中感到非常清楚。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实践证明是一条死路。邓小平（这是一个有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的四川人）倡导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胡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一点也不过分）但是人们对邓倡导的改革议论纷纷，很多人说，邓的改革实际上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但是为什么邓在南巡讲话中多次说：“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道路都是死路。”（凭记忆，或不确，但大意是不差的）为什么他不放弃“社会主义”呢？学界的解读有两种：一是某些西方人士的解读，他们认为这是邓小平思想的内在矛盾；二是某些国内学者的解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策略”或“政治谋略”，口是心非，仅仅是出于维护共产党统治地位合法性的考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的涌现（主要是贫富分化、政治民主化滞后、维护国家主权三大问题），不仅在国际上反对的声浪高涨（目前主要是政治体制和西藏问题），国内理论界多数人也都站到了反对派的立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话语于是风靡思想界，马克思主义话语悄然退场。只有宣传工作者（包括马院那些教师）在为当局辩护，但他们的辩护，用你的话来说，是很弱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读懂马克思，也没有读懂邓小平，更没有读懂中国的实践。
《北京共识》里有一段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那些过去习惯于效忠华盛顿的国家只是把重心从冷战军事结盟转移到经济同盟。……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中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在经济金融改革等方面接受“华盛顿共识”（这是赵紫阳的智囊开的处方），在这个名单中，中国就只有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并列了。所幸中国没有照搬，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才使中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金融体系相当稳健，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实体经济，特别是沿海的外向型企业。中国还创造出“股份合作制”的新制度，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怎么也解释不通，但在实践中却成功了。还有很多事情，比如说个人与社会、投入与产出、人与自然，各种指标（比如基尼系数）等等，按照西方理论解释早就该崩盘了，但实际上没有。在这场危机中，即使不能说中国稳如磐石，至少也是受到冲击较小的国家之一。
那么政治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仅使中国受到西方舆论的孤立，也在国内孕育出了众多的反对派。我本人因大学期间受西方启蒙思潮和你提到的马克思的那些著作的强烈影响（毕竟我是政治系毕业的啊），在思想上也一直是现行政治的反对派。如何看中国？我采取了一种二元论的立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是成功的，政治改革是失败的；终有一天会因为政治出现新的大动荡，前功尽弃。但是最近，我观察发现，在政治上，中国也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我现在不能具体描述这条路的细节和特征，但我认为，如果这条路成功了，中国可能创造出比西方更优越的民主制。
改革开放初，邓小平亮出了中国道路，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人能说清楚。于是“中国特色”变成了一个框，甚至是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中国不如人之处，西方人士多半也认为是中国拒斥普世价值的一块盾牌。我现在认为，虽然邓小平也没有说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但他的这个提法非常富有智慧。邓经常喜欢说一句话：“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凭记忆，或不确，但大意是不差的）“没有搞清楚”不是说“搞不清楚”，即不是说，通过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不能得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只要集中10个专家，不要说5年，就是1年，我敢肯定也能得出完全忠实于文本的明确结论。实际上，他的意思不是说文本搞不清楚，而是说在实践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又搞不下去。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查对文本来回答，而要在实践中去探索。这样一来，就把“社会主义”的定义权还给了当代中国人自己。这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是彻底的“解放思想”。可惜很多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完全缺乏这种智慧，反而大搞本本主义，还沾沾自喜并且非常滑稽地宣称要与主流意识形态划清界限。
从反叛当局始，到有条件和有限度地认同当局终，我对当代中国的观察走过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大学前是不敢反对的）。我达到了黑格尔的“合题”，体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我的心中感到无比喜乐。
春节期间我曾收到吴老师发来的他的一篇文章《总结经验，破解当代发展之谜，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我看了这篇文章后谈了一些感想，摘抄如下：
文章第一部分关于马哲史研究30年的总结对我很有启发。这种条分缕析的写法有其长处，今后我会在写学术总结之类文章时借鉴。
文章第二部分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真是严峻而重大。正如邓小平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分析当今世界变化时所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曲折，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和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如何实现马克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你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的。如果能够卓有成效地回答这些问题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呼之欲出了。我觉得您提出的“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现在，人们完全回避这个问题，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失去了远景目标和理想，导致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文章第三部分阐明了“形态”课题的缘起，对一期工程做了总结，并为二期工程预留了空间，提出了新任务。总之，我读这篇文章感到很有收获。
这里提出了“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问题。其实还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试验，现在人们都倾向于对他的社会主义试验全盘否定。在我看来，毛虽然有空想的成分，但也有合理的成分。比如如何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谈过。毛的有些做法不对，但他有效地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制造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其他政府官员，没有谁敢像今天这样骄横腐败的。此外，毛坚守的“公平”，虽然理解不一定对，但这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总之，把马、恩、列、斯、毛的思想和实践（包括正反两面）与当代中国的探索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你说的“大贯通”，真正说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谁能做好这篇大文章，谁就能成为一流的大家，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不朽的伟人。比个人成为大家和伟人（人的伟大并不是因为出身的高贵和地位的显赫，而是因为他的事业的伟大）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做好了，不仅可以洗刷60年来（今年是建国60周年）理论界无所作为的耻辱，而且可以为当代中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对官方）和核心价值（对民间）。黑格尔有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才起飞。”60年，教训和经验都不少了，现在该是猫头鹰准备起飞的时候了！
反观现在的理论界，不是官方御用的鹦鹉，就是在一边说风凉话的麻雀，或者是“躲进文本敲敲打打”的工匠。当代中国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但还没有产生一流的理论。也许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要负部分责任。在当时教条迷信的氛围下，在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用的情况下，这句话有如前引，在解构教条、打破僵局、开辟新路方面有大智慧。既然要过河，又因为水深看不清路，当然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了。“摸”就是“探索”的比喻的表达；“过河”就是“发展”，也是比喻的说法。合起来就是，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身处当时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都是过来人，大概你们这一代很难理解了），除了“摸着石头过河”之外，还有以下两种选择：第一种，既然看不清楚，就不要“过河”了，还是回去吧。这种选择只能导致中国停滞甚至倒退（不进则退）；第二种，既然看不清楚，不妨先等待，搞清楚了再“过河”吧。这种选择会耽误时间，甚至有可能因此丧失“过河”的机会。比较一下就清楚了，最聪明的办法还是邓小平的选择。
但是在当时，邓小平的“摸论”和“猫论”（“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的就是好猫”），都受到理论界的讥讽和排斥。前者被斥为“经验主义”，后者被斥为“实用主义”。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究竟是政治家有智慧，还是读过很多书的理论家有智慧。
根据我的观察，毛和邓都不太瞧得起理论家。毛曾针对建国初北大的一个教授私下说的风凉话（“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句话后来传到了毛那里）反驳道：“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哪些人是真有智慧，哪些人是书读得越多越愚蠢！”说这样的硬话，可能与毛当年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期间所受的心理创伤有关。但是把这句话推到极端，则有一种反文化的倾向（毛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有这一层因素）。邓在南巡中也公开说，解决中国的问题要靠实践，而不是靠本本，那些本本，让搞理论的人去研究吧。他们的潜台词都是：理论家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幸的是，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来说，这倒是事实。问题是，不能由此走向对理论的普遍轻视乃至漠视。如果我们有管用的理论，好比有过河的图纸，从而可以避免实践中的盲目性，不是更好吗？现在，在总结当代中国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这样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并不是“理论”，而是一条行得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汇编）的条件日渐成熟。敏锐的林毅夫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参看上次发来的关于全球化的材料），这是他比那些国外理论的二道贩子高明的地方。
邓小平还有一句话叫“不争论”，这在政治上也是有大智慧的（政治上的争论既耽误时间、贻误时机，有时还制造分裂、败坏斗志）。但它对理论界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学术争鸣日渐稀薄或者变形。现在各种理论品牌争奇斗艳，显出一派虚假繁荣的外观，看上去五彩缤纷，犹如培根所说的“剧场假相”，迷惑了许多人，特别是使年轻学子无所适从。你不争论，怎么能搞清楚各种理论的是非高下呢？打破铁板一块，走向多元，让各种东西出来（包括妖魔鬼怪），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现在的多元是相对主义的抹平（令人悲哀的是，有人就接受了这种方法论，完全否定文化的新旧和进化），是没有立场和标准的“众声喧哗”。因此，我们需要为实现上次信中谈到的冯先生未曾实现的抱负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