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曹聪孙先生
天津 师范大学教授 张 旭
去年腊月初，我去看望曹聪孙先生。那时先生住在家里，接受差不多隔日一次的透析治疗。他的儿媳介绍，先生每日进食不多，睡得也很少。坐在旁边，虽然感到先生精神还好，但气力已大不如前，语顿处又不停地喘息、咳嗽，看得出是很痛苦的。因为不断有来看望的人，我不便久留，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我没有想到，此次一别，竟成永诀。
正月初三，先生的长孙打电话来，告诉我说爷爷去世了。我约同孟国兄赶到春光楼吊唁时，先生之胞弟及夫人已在那里，行祭拜礼毕，不免一起说起先生在世时的一些令人感念至深的往事。
我很早就认识曹先生，但真正熟悉曹先生，则是在1997年我调入天津师范大学以后。这十几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到曹先生家，由此也认识了贤惠、开朗的的曹夫人，看到了曹先生的生活，知道了先生是以怎样的精神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几次亲眼见到曹先生处理生活琐事，包括处理与学界友人抑或与同仁、学生的交往上的一些小事，先生的那种一以贯之的从容和宽容的态度，反映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至广的胸怀和至高的人品。
在我的心里，曹先生是语言学的智者。治汉语词汇学，尤其在词源学的研究领域，曹先生数十年孜孜不息，成就卓然，受到国内学者的称赞。先生藏书富、读书多，有些目下书肆无售或者其实已经绝版的语言学著作，常常可以从先生的书架上找见。先生的卧室并不很大，床榻和读书必需的写字台、座椅之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摆满了书架、书台。居家藏书，实在就是藏储而已，存取并无计划，从中寻找一册不常用的书自然不有图书馆书籍检索之便，而每次向先生借阅，无论新书旧书，先生大都能够凭记忆很快就把书从藏处抽出。
先生法文极好，英文亦佳。记得有一次，是一个下午，为温习索绪尔关于人类言语活动的性质的一段表述，探讨索氏著作中langue、language和parole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我到春光楼向先生求证。记得很清楚，当时我道明来意后，先生只略加思索，便俯身直接从书桌旁右手靠墙处的书架最下面的一层，取出索绪尔的英文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先生一边用手轻轻擦拭着书的封面，一边不忘告诉我有关这部著作最初由高名凯先生完成汉译时的一段历史掌故。我还记得，书递到我手中时，略感到有些潮湿，那是因为先生住的是一楼阴面的居室，又是旧房，潮湿是免不了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开放政策，经济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社会变革，生活中不断有新词新语涌现，先生平日足不出户而总能紧跟时代步伐，发现汉语词汇变化的新的信息并及时著文剖析。先生的文章，不仅说理透彻，引证翔赅，而且出语新俏，词彩盎然，或评价得失，或指正规范，其深邃、科学的见地，读来令人叹服。
先生一生治学，著作甚丰。我说上面的这些话，自然不是想对曹先生的语言学研究的成就做任何学术意义的评价。湖海浩瀚，斗难量之；做这件事，我没有资格。与曹先生比，论行年我区区晚辈，论根底我迟迟后进，我想说想写的，只是在跟先生不断的请教、交往的过程中，聆听先生教诲，先生布智于我身我心的一点体会。
在我的心里，曹先生又是学问界的仁者。1997年组织调我到天津师范大学，让我辅助和接续曹先生做一点工作。曹先生知道我是邢公畹先生的学生，多次跟我表示他对公畹老师的敬重之情，屡屡嘱我代致问候。2000年，曹先生在天津晚报发表一篇批评语言污染的文章，公畹老师读后十分高兴，对我说：“你去告诉曹先生吧，他的文章我读了，写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把话带到之后，曹先生工工整整写了一封回信表达谢意。这封信，是后来我在公畹老师家里看到的。信是用当时流行的红色横条格纸写的，不长，除了上下款，文心约三四行。话虽不多，足见先生对自己的前辈学者的尊重与敬仰之情。
对比自己年长的学者是这样，对于同辈、后学，先生同样是谦虚以礼。曹先生和刘叔新先生都是国内知名的汉语词汇学大家，论年齿曹先生略长，但他对叔新先生的学术成就极为赞赏。一次，先生拿着叔新先生送他的《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1990），跟我说：“这本书写得好，很多观点都是新的，应该作为我们的研究生的必读书。”古人有言赞君子，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尚书 · 秦誓》）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跟自己的学生讨论问题，先生同样是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尤其在谈到现实生活中的新的语言现象的时候，先生担心年龄大了，对新事物反应迟钝，常常以请教的口吻表达自己的观点。
先生一生淡薄名利。在天津市，在先生数十年工作所在的天津师范大学，曹先生之人品学品有口皆碑。他不图虚名，不事钻营，从来不为自己去争取什么，对于一些蝇营狗苟的事情，听后一笑置之。他不印名片，外出开会从未见他在会场上到处与熟人寒暄，他是凭借文章的影响让别人认识自己的。这些年来，社会上名利关心，学风浮躁，有时在先生家里也会谈论起这方面的事，说起有些做科学研究工作的，抄袭别人的文章以获取虚名；有些譬如文革期间其实并无高风亮节可言的人，也鱼目混珠借批判朽者伪造自己的伟大；有些人，则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借着说名人的机会编故事吹嘘自己。对此，曹先生说：“就当看滑稽戏吧，这种事古来就有。”随手还举了北宋时候的一个故事：李伯时为大学者苏轼画像，同时自画其像于苏轼像侧，于是得有“殿以二士”之誉。记得很清楚，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先生笑出了声来，还特别补充说了一句：李伯时，名公麟，伯时是他的字。当时先生的研究生于春妍在座，是冬天的一个刮着大风的晚上。
曹先生是语言学家，作为学界名宿，天津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的人固无人不知，而学界之外其实也有很多人知道先生的名字，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慕名写信或打电话向先生请教。曹先生是谦谦君子，社会仰其德望，常会有请先生出来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事情，对此，曹先生总是推让，总是想到比他年轻的后进的人，把机会让给别人。前些年，语音学家王嘉龄先生在世时，几次研究生论文答辩都是请曹先生参加并做答辩委员会主席，其中有两次，先生借故身体欠安，跟王先生推荐让我代他参加。其实，哪里是“代”他参加，分明是先生有意地提携后进。更有一次，大概是1999年9、10月间，天津电视台邀请曹先生去做一个与语言学有关的节目，先生又是以事忙为由，跟电视台的人说让我去。我是小人物，那时也还年轻，有此风光的机会自然是满心欢喜，乐而愿往，只是此前（实则此后也）无上镜的经验，风头固然出尽，而临镜时的窘态可想而知。对于曹先生无私给予我的这些足以满足我当时的虚荣心的事情，我至今感念不忘。
昨读一本今人写的书，书里有一句话，说是往事并不如烟，信哉斯言！如今，对于自己跟先生交往的一些往事，虽时过境迁，而在我的心里，却时常唤起回忆，催我自省。
先生一生对人宽厚，凡有人求到他，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他都是尽全力满足所请，诸如为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写推荐书、介绍信这类的事，我亲眼见到的就有过很多次。做这类事，先生不厌其烦，而事毕留在先生心里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对推荐后的结果的祈祷和挂念。
这就是曹先生。呜呼！人之一生，“仁”、“智”二字得其一足矣，而我以为，曹先生是“仁”、“智”兼得的人，他的学问和他的人品，是经得起历史评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