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曹聪孙先生为我做鉴定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孟 国

2009年春节，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有了与好友相聚的欢乐；没有了与亲朋共饮的喜庆；没有了外出游玩的心情；甚至没有了完成我假期已经安排好的工作计划的情绪。留下的只是无尽的思念和对往事的回忆，敬爱的曹聪孙先生离开了我们。先生家里简陋的灵堂，就像先生生前居住和工作的斗室；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告别仪式，恰似先生那谦虚、低调人生的一个终结。然而，阴暗的斗室和先生辉煌的学术成就是那样的不成比例；凄凉的告别和先生高尚的人格形成巨大的反差。两个多月以来，36年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时时在脑海里浮现，历历在目，先生对学生的教诲铭刻于心，终生不忘。

初识先生是在36年前的动乱时期，是先生带领我们这些从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借着“批林批孔”，熟读了《论语》。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写作并油印了那本《论语批注》。先生细心、准确的批注，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什么是“做学问”；先生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领略到大学教授的风采。后来不断地阅读先生的大作，常常聆听先生的报告和教学，多次登门向先生讨教，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先生为学的刻苦和严谨，为教的一丝不苟，特别是为人的高尚与磊落。

在30多年的接触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两度请先生为我晋升职称做鉴定的事情。1993年，我晋升副教授，需要一位校内的教授审定我的科研论文。曹先生当时是我所在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的前身­——中国语言文化中心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的学术带头人。我深知先生学问高深，治学严谨，待人坦诚，便怀着几分忐忑的心情给先生送去了我的两份科研成果。在先生阴暗的卧室里，先生翻了翻我的材料说：“这两篇文章我看过，写的不错。”然后先生凭着自己的记忆说出了文章的短长，我既惊讶于先生的博学强记，更为先生坦诚的为人，对后辈的抬爱和帮助所感动。我问先生，我什么时候来取材料。其实我以为先生既然也看过材料，我“立等可取”，双方都省事儿了。没想到，先生说：我还要再看看，两天以后吧，不过你不要来取了，我给办公室送去。我执意要自己来取，先生坦率地说，按照规定，这个材料是不应该你自己来取的。我恍然大悟，突然想起，学校确实有过这样的规定。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做的。我深深为先生对工作的严肃、认真所感动。最后我要留下鉴定费，先生执意不收，我一再讲明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可是先生说，我们是一个单位的，我是不会收这份钱的。但我还是把钱放在桌子上迅速离开了先生的家。两天后我看见先生，拖着多病的身体，手里拿着那份密封着的我的论文鉴定，蹒跚地走在校园，亲自把我的鉴定送到我们的办公室，我真的有点心痛。让我没想到的是，先生送来的不止是那份鉴定，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是50元的鉴定费。

5年后的1998年，我申报教授，我毫不犹豫地仍然选择了曹先生为我做科研成果鉴定，因为我想再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领教先生的学识，获取先生的帮助，感悟先生的人格魅力。所不同的是那时社会的变化，知识界的浮躁，人们的功利心，学术的商业化甚至腐败，绝非5年前可比。此时做鉴定的情况越来越多，我耳闻目睹很多所谓的“鉴定”，甚至是被鉴定者自己写的，那些专家们只是签个名，心安理得地装起鉴定费，另有其他什么珍贵的礼物。而此时的曹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这次的鉴定过程让我又一次看到了不变的曹先生，先生依然是那样地严谨、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坦诚，那样地勤奋，那样地高尚，那样地让人感动。

今天，先生离开了我们，我想告慰先生的是，现在我也具备了给别人做鉴定的资格，也到了给别人写鉴定的年龄。几乎每年都要给年轻老师申报职称、申请科研立项、攻读博士、出国等写鉴定，而今天的“鉴定”“推荐”差不多已是徒走形式。但我每每提笔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先生的身影，耳边总是响起先生的教诲，所以我总是认真的阅读，严肃的鉴定。甚至给自己的研究生写鉴定，给其他教授的学生写鉴定，都会一份一份地耐心阅读，一字一字地认真填写，而绝非让学生自己填写，老师只管签名。

近年来，学术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北京两会上反对学术腐败的呼声越发强烈，教育部终于忍无可忍，下决心要“下猛药”“零容忍”，我们期待已久的反对学术腐败，整肃学术失范的风暴或许就要到来。今天，我们在追思曹聪孙先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勇气扪心自问：“我们在学术上腐败了吗?”面对学术腐败我们容忍了吗？我们应该有必要反思，我们将以怎样的为人、怎样的为师、怎样的为学、怎样的为教来告慰曹先生的在天之灵！

最后，我想对已离开我们的曹先生说：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争取做的更好。曹先生，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