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全球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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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汉奸”的悲剧
1877年，英国伦敦。下议院里人声鼎沸，议员正在激烈地辩论着，诘问立于议席中央的首相。在会场旁听席的一角，端坐着一位黄皮肤的中国官员。他奇特的服装并没有引起议员们的注意。
此时，正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在这位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统治之下，不列颠的殖民地扩张遍布全球，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日不落帝国”。而在国内，工业革命正发展到顶峰，经济文化也正随之进入最繁荣的时期。而带来这一切繁荣的，正是英国君宪之后带来的资本主义浪潮。
天国使者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马克思
在马嘎尔尼使团离开中国之后八十二年，“天朝上国”也终于“地上世界”派出了第一位使者。这位使者便是郭嵩焘。
郭嵩焘，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富裕家庭。在他出生之前两年，也就是1816年，英国人又一次地派出了来华的使团，要求通商。这一次，使团长阿美士德汲取了马嘎尔尼的教训，对中国皇帝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可天朝大皇帝嘉庆，那位马嘎尔尼爵士惹恼了的大皇帝的儿子，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天朝例来只接受进贡，与狄夷通商？岂不是乱了法度？！蛮夷怎能与天朝平起平坐？！
这之后，英国人停止了使团的派遣。不允通商，拒绝开放，最终导致了英国人的鸦片走私贸易。1841年，在议员小斯当东的力主下，鸦片战争爆发。这场可耻的侵略，与其说是因鸦片走私而起，不如说是野蛮与文明的冲突。这将天朝拉到了崩溃的边缘，天朝上国的地基在大炮的轰击下松动了。当年使团没有做到的事，用大炮完成了。
这一年郭嵩焘23岁，已是举人的他，一连两次会考名落孙山。而同窗曾国藩却早已是进士及第。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入幕浙江学政罗文俊。这次短暂的经历，使郭嵩焘第一次接触到了天朝之外的蛮夷，也“亲见海防之失”，蛮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47年，郭嵩焘终于在第五次进京时考中进士。他正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然而，作为一名聪颖的商人之子，郭嵩焘他本能地感觉到商业对国家的重要。同治元年，他曾写信给自己的好友兼同窗曾国藩就认为：“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耻言。而汉武用孔僅桑弘羊皆贾人，斯为英雄之大略。”光绪八年退休还乡之际，他还在长沙禁烟会上演讲“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引起了士绅的不满。
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不仅与郭嵩焘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当时湖南的环境有关，更与他的个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时的湖南，正开始逐渐摆脱偏处一隅的处境，与广东的接近，使湖南能得风气之先，工商业正在兴起。而太平天国之后，湖南涌现了一大批左右中国局面的人物，这使得湖南人骨子里的蛮霸之气与传统思想以及南来的新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这种新旧观念的交锋让旧制度的弊病显露无疑，而蛮霸之气也一转而成为最为大胆的创新之风。
郭嵩焘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这让他骄傲负气的个性形成了与传统士大夫迥然不同的特点。也让他成为一个勇于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的人。但是，不幸的是，这种个性与思想，并不是古老中国所能容的。
宦海沉浮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中国尤为有效，两千年来中国的制度是无法容忍个性滋长的。
当太平天国的炮火与屠杀席卷到湖南时，郭嵩焘极力劝说曾国藩“夺情”出办团练，“曾左彭胡”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造就了大清中兴的局面。然而，在李鸿章想要保奏郭嵩焘到江苏做官时，曾国藩却表示反对：“筠公（郭嵩焘号筠仙）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这意思很明确，郭嵩焘是屈原贾谊一类的人，喜欢议论批评，对现实不满，不是一个能够匡扶社稷的“繁剧”之才。
曾国藩是了解郭嵩焘的。
1860年元月，被勒令返京的郭嵩焘备感冷落。几年的官场逢迎不得不让他悲叹。他开始思考，为何自己满怀热情地查办腐败却落得一个降三级调用的命运？已经赋闲的郭嵩焘写信给曾国藩抱怨：“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1859年10月，郭嵩焘奉命赴山东烟台等处查办隐匿侵吞税收事件。当时的他，志得意满雄心勃勃。所到之处都亲历亲为，查账的结果是发现几乎人人都在贪污，而以税收名义征收的款项更是达到了税收额的4倍！为了革除积弊，他设立了新的厘局。然而，新厘局的设立并没有改变吏治的腐败，却更加重了商人们的负担。愤怒的商人们砸毁了厘局。而久与他有矛盾的僧格林沁恰到好处地在此时参了他一本。
回京之后，失意的郭嵩焘旋即告假回乡。直至同治元年，李鸿章保奏他出任苏松粮道，第二年又迁为两淮运司，署广东巡抚。但没过多久，由于他的湖南倔驴脾气，与总督闹翻，被自己的儿女亲家左宗棠纠参丢了官。
郭嵩焘仕途不顺，这应当归咎他骨子里的“文人气”。翻阅他这段时间的日记就会发现，郭嵩焘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批评尖锐而深刻。这些充满了传统文人理想主义的批评，受到中国官场文化的鄙视与反感，是显而易见的。更为致命的是，在制度性腐败面前，郭嵩焘的作为总显得那么刺目那么格格不入。在沿海查办税务之时，他不收礼不住公馆的做法招致部下忌恨，对税务的严查更是触动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自古以来，在中国官场这锅酱汤之中，洁身自好与道德洁癖都是无法立足的。加之他孤傲倔强的个性，以及爱好品评时事的习惯，都注定了他在官场中的失败。
几年的宦海沉浮，让郭嵩焘认识到，仅依靠官员们的道德自律，是无法改变现状的。他开始摆脱从道德层次去思考官场吏治，转而从制度层面寻找答案。
而就在此时，大海的另一边，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步伐，走上了全面革新图强的道路。
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
咸丰六年，郭嵩焘为湘军到浙江筹集军饷，顺道上海。在上海，他拜会了英法葡等国的领事，并参观了洋行和火轮船，还结识了王韬等人。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初次看到国门之外的情形一样，此次上海之行，如同魔咒一般，彻底地改变了郭嵩焘，使他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变。
从此，郭嵩焘开始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外面的世界。随着了解的深入，他发现，船坚炮利并不能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全面学习西方，而不是仅仅引进几艘军舰几门大炮。
在郭嵩焘于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所写的《条议海防事宜》里，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观点。所谓“本”，指的是政教体制，“末”则是科学技术。
当日的中国，洋务兴起，体用之争也日趋显现。当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换句话说，就是皇帝权贵这套有中国特色的政教体制不可变，而西方的技术则尽管拿来用买来用。这实际是洋务运动的实质。而郭嵩焘的“本末”论正是驳斥了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要使中国富强，不能光学西方的坚船利炮，也不能只学西方的工业制造，关键还是要首先从政治上进行改革，才算抓住了根本和基础，否则只能是舍本逐末。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制，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即吾所谓自治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虽然《条议》里的观点还很模糊笼统，但毫无疑问的，郭嵩焘已经超越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成为中国自古以来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从伦敦到巴黎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
光绪元年元旦，一纸圣旨将郭嵩焘调进了北京城。此时他已经在家乡度过了八年的闲居生活。这一次，他是被当作精通洋务之人而推举给恭亲王奕訢的。在京城里等待了两个月之后，郭嵩焘被授予了福建按察使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他写出了轰动士林的《条议海防事宜》。
就在郭嵩焘苦等两月刚刚上任的时候，中国南方的偏僻省份云南，发生了一起改变郭嵩焘后半生命运的事件。这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
事情的起因这样的。1875年初，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考察，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之后的冲突中，马嘉理被杀。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烟台条约》的签订，英国政府还要求由清廷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天朝上国向地上世界派出的第一名使团，就这样尴尬地产生了。而这个尴尬的角色就落到郭嵩焘的头上。这一年的七月，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
任命下达之后，士林鼎沸。在这些天朝的子民们看来，出使蛮夷去“通好谢罪”，无异于卖国。更何况，郭嵩焘的“本末论”已经引起许多人的不快，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刘坤一甚至言辞激烈写信给郭嵩焘：“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他的老乡们更是为湖南出了这样一位通夷的使者而感到耻辱，甚至集会商讨烧毁郭嵩焘的老宅以警告“卖国贼”。
然而，郭嵩焘并不为这些叫骂讥讽为动，在被任命为钦差之后，他马上上疏提议将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这更加刺激了那些“爱国愤青”们，也被士大夫视为辱国臣子。当时，有人编写了这样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就是郭嵩焘的性格，在友人们的劝说面前，他认为“时艰方剧，无坐忍之理”，责任感与使命感使他义无返顾。友人中也只有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称其“七万里之行，似尚慨慷”。
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抵达英国伦敦。在英国的日子里，他四处走访，探求西洋强盛的奥秘。在下议院中，他看到议员们对政府的责问，在报纸上看到了新闻舆论的监督，他也注意到了政府、议院与立法的独立分权，更研究了英国两百多年的两党政治传统。与那些震骇于“泰西富甲天下”国人不同，郭嵩焘更加关注于社会生活，以及国家制度与经济理论的考察与研究。初到英国时，他曾向日本人井上馨请教研究财政经济当读何书，井上馨向他推荐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了解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与政教体制后，郭嵩焘终于认识到：西洋的强盛，在于其政治体制。要经济发展，“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而“中国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适得其反”。
在与友人李丹崖的谈话中，李对英国议院中的唇枪舌剑不理解，为何平日里相处很好的两党议员，对于国政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辩论的结果总是以人多为胜，败者一方也不会因此要挟为难。郭嵩焘的回答可谓一针见血。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品质的问题。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歇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郭氏进而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日记，概述了英国由君权到民权的历史，在这篇日记中，郭嵩焘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从而否定了将天下的治乱和苍生的祸福完全系于最高统治者一人之身的“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他说英国的强盛在于议院制的设立，日本也是因为仿效了西方的议院制才使国家走向繁荣的。应该说，这种认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先行者的悲剧
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郭嵩焘诗。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
郭嵩焘出于满腔的爱国热情，将自己出使英伦的日记编辑成《使西纪程》一书，并寄回国内呈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刊刻。然而，他书中的观点是无法获得认同的。《使西纪程》一经刊刻，书中内容立即引起满朝公卿的极大愤慨。翰林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结果此书被清廷下旨毁版，严禁流行。
就在此时，副使刘锡鸿在听闻郭书遭毁禁之后，也上书历数其三大“罪状”：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还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在这种内外交困之中，郭嵩焘只能自请因病销差，天朝立即诏允，欲将其查办治罪。最终是李鸿章从中斡旋才免于官非。
1879年5月5日，告病回乡的郭嵩焘乘船抵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西洋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国人的阻拦，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
出使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铩羽而归。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回国后便归隐乡里。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非议中去世。死后清廷拒绝了为其赐谥立传的请求。
郭嵩焘去世之后7年，戊戌变法在鲜血中失败。在他死后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在这场反西方反现代化的愚昧运动中，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开棺鞭戮郭嵩焘的尸身，以谢天下。
又过了7年，风雨飘摇中的清廷，为了保留自己的皇族统治，答应实行“预备仿行宪政”，但为时已晚。
1911年，武昌首义枪声响起。满清被推翻。
原载于《全球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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