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主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社会人士座谈会时表示：要让民间智库成为广东竞争的软实力。把对民间意见的容纳与评价体现到一个地区的软实力高度，汪洋应该是官方第一人，也是级别最高的官方人士。这种态度本身就体现了开放性，值得鼓掌。

一直以来，官方智慧受限于利益格局。少数人化、小圈子式的闭门造车、地区利益化和部门利益化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公共利益最大化。传统体制的建言往往受限于资格、程序、框架的限制而并不能成为鲜活思想的容器和通道，相当多的体制内智慧在学术立场上亦形成揣摩上意的习惯性思维。按照常理而言，珠三角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思想、理论应当先行一步，但事实上，因为上述原因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发挥真正的先导作用，而主要充当了事后解释的工具。即使是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目前的重点和兴奋点依然停留在规划与发展上而忽略了“改革”二字。

是到了改变了思想、学术和社会话语生态的时候了，这应该被看成是珠三角地区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步骤。要通过承认和引入民间智慧，革除事实上一直存在的思想和话语“特权”。在重大发展问题和关键的公共利益上，在政府的决策会议和主流媒体的版面上，不应该再仅仅是传统体制下的专家们发表些不痛不痒的观点和意见了。在阶层性代言组织缺失、并且建立丰富、完善的各阶层代言机制还不太现实的情况下，民间智慧的声音和意见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补充方式。近年来，网络意见的发展和广东省领导对网民意见的重视事实上证明了，民间意见不仅不会对思想安全和文化安全产生根本性的负面挑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能作为一种开放的形式开启民智，激活更多的社会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提出“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这句话尽管有失偏颇，但刘的“义愤填膺”在全国上下所引发的舆论认同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传统体制内智慧在应对现实时存在的瑕疵和缺失。因此，政府对民间智慧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对体制内传统的学术方式、思考方式和参与现实的方式以及虚浮的学风产生“鲢鱼效应”式的刺激作用。

珠三角地区要真正启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就一定要在思想上、意识上、观念上大破大立。显然，单方面依靠体制内智慧的传统思维习惯是不可担当的。如果回想当年的“蛇口风波”中深圳蛇口工业区的青年在价值观上所遭受的“口诛笔伐”等现象，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体制内智慧在一个重大的时代转折点上往往很容易成为新思想的阻扰者。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早亦是一家企业的文化。一个真正开放的意识格局本身就包括了思想来源、意见来源的开放性。

我们在为汪洋所具有的善待和重视民间智慧的开放态度感到鼓舞的同时，又担心这种行为仅仅只是属于个人特有的格局意识，即使是基层官员的跟随模仿，也很有可能是应景之作。没有行政文化本身的改变，没有从上层到终端的系统化的反应，没有体制性范式的建立，从理论上讲都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因此，有必要为推动民间智慧的发展建立一套体制性的安排。比如，应该把各级政府听取民间意见，甚至购买民间智慧的服务形成一个常态机制。在两会代表和委员中要突破现有的界别方式，安排有适当的比例给民间意见人士；有关党政领导应该建立一种民间意见人士的联系和沟通方式；在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应该有听取民间智慧人士的程序安排；在重大公众咨询项目上，采取一定的方式购买民间智慧的服务等等。再比如，要采取一定方式推动民间智慧的组织化。应该看到民间智慧尽管活跃，但因为其在信息对称、专注性和专业能力上参差不齐，所以在表达诉求和意见、提供思路和方法上，不容易完成和保持其系统性、持续性（尽管其中不乏专业上相当系统的人士，但在整体上仍显缺失）。怎样保持其立场特色，又能完善其专业水平，这是和形式上重视他们同等重要的事情，否则，就只能沦为形式主义。因此，应该支持民间智慧的组织化。各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制度安排推动民间智库机构的产生，可以用扶持企业发展的方式那样在资金支持、税收优惠、政府购买、机构注册的绿色通道安排等方面鼓励优秀民间智慧人士职业化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赞助社会性研究机构。事实上，在国外、香港、北京都活跃着相当一批类似的组织和机构，它们不仅可以为政府所用，而且还能以各种方式为社会和企业服务，其本身就可以构成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形式，并且能比其它服务业更能推动一个社会激荡能力、创造能力、想象能力的形成。

总之，今天的珠三角和三十年前不同的是要有足够的智慧和体制应对一个社会参与积极性高、公共意识突出、表达意愿强烈的中产阶层和各类精英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崛起和突显。

对民间智慧的重视既是执政意义上的一种因势利导，其本身也是改革开放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民间智慧的崛起、社会智商的普遍提高才是一个地区开放的真正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