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三个新特征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对比08年还在保守主义批判与突出文化的窠臼的五四纪念，就会发现09年的纪念，出现了剧烈变轨，货车由文化轨道转到政治轨道，留在文化轨道中的不过是招人嘲笑的迂腐小尾巴。
三个新特点
今年的五四纪念，有三个特点：
一个文化与政治的区分。
文化与政治的冲突，成为焦点，响应当下群体性事件和政治冲突剧烈化。这条线，早在两年前就埋伏下来。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2007年，提出文艺复兴，反响反弹巨大。这是自由右派的文化政治策略。刘军宁的文艺复兴，真的起了抛砖引玉的效果。
我赞成其宪政目标，但是反思其文化政治路径。我因此回到五四，提出文化与政治区分，写出一系列驱除文化，直面政治的几篇文章《五四运动，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民国奠基是唯一的新纪元》、《二十世纪文化剧盗胡适》、《五四运动中祖父孙三代人》、《胡适：二十世纪最大的伪君子与盗窃犯》。
文化与政治区分，引起学院派尤其“新左派”的注意，或者说击中了其核心雷区，例如海裔在朝圣山之思论坛提到了我这一点，还有最近汪晖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员赵璕关于民国奠基第一共和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反思，是比较有意思的。丁耘也写了一篇《多批评些文化，多肯定些政治》，属于临时抱佛脚。
自由右派中的学院中人，有一种历史事实与意识形态目标的张力，一直处在为了自由文化的目标涂改五四运动历史的危险边缘。而今年也开始回归真相知识。张鸣作为近代史学者，以强大的优势和权威，在《一言难尽的五四》，确立五四运动的政治性，并且与新文化运动区分开来。徐友渔的文章《五四运动的孪生子—自强与启蒙》，也提出自强与启蒙双峰并重，正视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性。章立凡《21世纪：还有“启蒙精神”吗》等人也提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
这样做的，就必须打碎或者开始打碎对胡适的偶像崇拜。这是自由右派中的民间学者最不愿意的。偶像是用来崇拜和打碎的。当崇拜偶像有利于我们政治目标的时候，有人崇拜，我们不反对就是了。正如《圣经》中耶稣，让门徒不要阻止有人以基督的名义行神迹。
偶像被抬得越高，打碎的时候，越有影响。当崇拜偶像不利于我们政治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毫不客气地，用锤子般的思考，打碎它。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我的文章《二十世纪文化剧盗胡适》、《五四运动中祖父孙三代人》、《胡适：二十世纪最大的伪君子与盗窃犯》，正是如此考虑。甚至傅国涌《重返五四，厘清误区》也降低胡适的重要性。
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还因为台海两岸的政治力量最新走向，而变为越发明显。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纪念五四，不以总统身份出现，是以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和胡适崇拜者的身份出现，这是对大陆当局强势的反应和侧面进攻，以文化包裹自由政治，同时构成消解和配合，是一把双刃剑。这是刘军宁文艺复兴的台湾版。马英九与刘军宁，都是因为边缘和民间，而采取文化政治的策略，然而这种策略，是很危险的，容易造成理性为非理性开路。
引起震惊的是，胡锦涛的纪念五四讲话，淡化民主与科学，突出爱国主义。之所以震惊，是因为当下民间对“政改的”渴求，已经如饥似渴，有一个火星，整个人都燃烧起来。本来不是五四的，而是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成为“政改”的历史承诺。胡锦涛固然不敢撄“政改”之锋芒，顾左右而言他，然而也进一步撕开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突出了他自身所需要的政治性。
目前已有刘大生、邵建、张耀杰等七八个人，都在“火烧赵家楼”这个问题上，作为反对五四政治性的最后一根稻草。“火烧赵家楼”成为自由右派保守的最后反政治据点。“火烧赵家楼，”从违法角度入手，进行批判五四，有两种效果：一种是道德的，那么就是把火烧赵家楼当作五四运动最主要的特征，从而因为否定暴力手段，而全盘否定五四运动，这种做法与专制当局对待政治运动的说辞，完全相同。第二中，是迫使形成宪法之下的革命，法律之下的理性暴力的说法。这需要区分目的与手段，手段的非正当性不足以否认目的。对手段要有一种理性审查，并且要考虑如何达到目的。
第二个是开始蠢蠢欲动超越五四。
让五四精神道成肉身，还是超越五四？我们当然生活在五四的后果当中，这是本来很容易的回答，或者说是不需要回答的，民国奠基的时候已经决断好的，无从逃避的选择。奢侈谈超越五四的钱理群，不知道在自己说什么。
当突出政治，切割开来真假五四，五四运动自身的内在自由反抗秩序的维度，就澄明出来，而这被包裹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中，造成自由与第一共和精神的遗忘。中国人民大学的吴强，在德国之声放言，五四是自由精神。徐友渔接受阳光卫视的采访，强调了五四的自由与法治。刘军宁《五四与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五四运动的民间性，宣示了区别于官方政治的独立性。只有站在文化角度上，才敢狂妄地宣布超越五四。如果说要超越五四，那就是把五四当作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超越的是新文化运动，而不是五四。
第三个是无关左右之争。
关于五四的激进与保守之争，无关左右。自由右派中文化保守立场者与新左派连成一片，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新左的后知后觉，跟屁虫一样。十余年前左右之争时或许反对，后来大都不断暗中滑向了新左派的怀抱。
颇为有意思的是，汪晖的文章，肯定了民国奠基、五四作为新纪元和新起点。当然这一定会切断新旧秩序之间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不再是秩序的延续性，更别说是文化的，这种联系应该是追求良治的权力意志，它超乎秩序与文化之上，直接抵达生命本身。可是必须为共同体中的人们，找到一种共同的生命表达形式，于是又得重新请回秩序与文化，而新的生命表达形式尚未完成，或者还被质疑，那么旧的秩序与文化，会不断被当作浪漫回忆和对当下的批判，而请回来。而今不仅仅如此，还会有不顾当下现实性，直接实现的冲动，例如在最无知愚蠢自大的蒋庆身上最明显。
旧的秩序与文化，正如施特劳斯说的，不仅仅是祖先的，就是好的，而应该同时是“我”的，才能在保守主义和维持的面具之下，偷偷地改良或者改革。托古改制，首先必须改制，才能托古。这并不能是一种道德立场，站在保守主义的道德立场上，反而会阻挡偷偷地改良或者改革。而中国旧的秩序与文化，来不及或者根本不可能改良或者改革，既然改良起来，也只能应用启蒙运动的方式，要公开宣扬，也不可能做到偷偷地。
所以彻底断裂还是没有切断藕断丝连，不过就是删除内容的薄厚不同。即使将旧的秩序与文化全部删除，还是有一种生命权力意志上的关联。我觉得民国奠基和五四运动，是比较靠近最本真的生命权力意志，当这种新内容新精神，还没完全道成肉身，或者还有人怀疑的时候，就会像以色列人在沙漠中，想回到埃及重新当奴隶。回归旧的秩序与文化，是一种逃避自由的表征。
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化保守倾向，例如余英时的《五四与中国传统》、秋风的《从泰国经验看五四运动的错误》、叶匡政的《谈五四之旧》。他们首先缺乏近代历史知识，都是被胡适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五四新文化运动骗得傻乎乎的。对于他们而言，保守主义的道德立场，变为绝对价值，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建构了一套过于勉强，就像强词夺理的新旧文化延续说。与胡适阴夺陈独秀的五四桂冠一样，以为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秋风更为要命，本来是为了保守，结果以最激烈的革命姿态进行保守，成了一种反革命的革命，已经是一种法西斯主义了。法西斯主义就是以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革命，来阻挡无产阶级的革命。
从文化决定论来看五四历史，就很容易混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强扭在一起，并且造成后来婆说婆没理公说公没理的激进与保守之争。从政治决定论来看，就可以避免着一些无用的纠缠。
社资之争的时空错位
还有韩毓海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从中国到世界：重新检视 “五四”的意义》。我丝毫不想对韩毓海的政治立场作道德批判，而只想对其思想资源与当下的时空错位，进行批判。我之所以嘲讽韩毓海把文章写在二战之前，是这一些政治幼稚新左派，总是现定在社资之争的陷阱里面。
社资之争可以说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例如中国梁启超与《民报》之争当中，可以说切中时代潮流。切中时代潮流未必不是尾随，看不清楚船在狂风暴雨海洋之上的走向。总之不是卓越船长或守护神的灯光，而是丧失了终极目标的船员南辕北辙之间的争论。
值得说得一下，韩毓海这样的新左派除了反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有一点意义之外，基本对二十世纪本身看不清楚，尤其是二战之后的。于中国也是一样。反现代的现代性，顶多一个个批评母鸡不会下蛋的公鸡，这样的“公鸡”顶多在思潮文化领域，没有进入政治。我们需要看清的，并不是文化思潮中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而是看清政治领域中，到底有什么的精神嬗变。
由于我们身处庐山，被毒热的太阳灼伤眼睛，至今看不清我们所处的时代。极度的人工光明，给我们一双瞎眼，还翻不动眼球。二战之后，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冷战与后来的自由化全球化的思潮，都不是卓越船长或守护神的灯光。
改革时代社资之争，新儒家与西化，都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置于这样一种很重要的政治判断之前：1978年之前是封建专制。好像我们今天还是1840年，百多年近代现代历史没有任何新东西。这个判定，在政治自由层面，在彻底摧毁道德政治层面，并没有错。但是这里有一种政治总体性的味道，那么将政治之外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当作是封建的。这还是迷失方向的船员之间的幻觉。是批判的武器——道德带来的幻觉。当它被当作靶子的时候，就好像真实存在。
毛泽东在1949就是迷失方向（毛是个立法者，但不是理性审慎的），认定一个自己狂信的方向，铁定乱开下去，更别说嵌在1949秩序的改革。1986年前的回归政治，对错误方向的回头。对错误方向的回头，还是迷失方向的范畴之内。
后改革终结文化与政治的轮回
舒哲衡说，五四之后，对五四的纪念，处在这样一种轮回当中。冲突和紧张的政治形势之下，需要政治的时候，突出五四的政治性，和平的时候，突出文化性。
这是一种无序的自然状态，取决于偶然和暴力，也就是对政治紧张与否和专制强度松紧的配合。政治制度来决定文化与政治的变奏，说明其本身是部分特殊的秩序，或者会带来无秩序的。
所以我们后改革的使命是终结对五四运动文化与政治变奏的轮回，结束这种场历史尺度的，几十年变幻一次的自发秩序，最主要的是从政治制度入手，阻挡特殊政治秩序带来的无秩序，建立一种普遍的法政秩序，固定边界，能够奠基几百年不被移动的界石。这其实也是改革或者改良的使命，然而从他们手里滑落，或者说他们的启蒙配合政治的手太脏太湿，只会进一步污染这个使命。
后改革缩小文化的重要性，扩张政治的重要性，让政治包容文化。必须明白文化如果改造政治，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一个必然让政治脱离理性主义的约束，让理性仅仅为非理性开辟道路道理，正如二十世纪西方法西斯主义和东方极权主义所走的道理一样。我们需要建立法政的总体性，把文化，乃至宗教、战争包裹在其中，并给它们价值和意义。这需要区分真假五四，把新文化运动的谎言过滤出来，从五四运动历史中驱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