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临近纪念日，各式文章多了起来。近些年，每逢此日都会有许多文章的，它的方方面面逐渐清晰，很好的事情。其实对这个日子的纪念如同对鲁迅一样，因本朝权势或者干脆明说是毛把它抬高起来的，不但定为青年节，还定为“青年运动的方向”。有此青睐，堂堂北大把“生日”都改了，谁如果相信这等趋炎附势居然还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不如相信阿Q有可能姓赵。
时至今日，文人们夸赞“五四运动”依旧谎言不断。例如《凤凰卫视》介绍陈独秀的节目，依旧说是“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电令巴黎和谈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我们读《顾维钧回忆录》，顾先生详尽地述说了拒绝签字的实情，4月份代表团就内定了如不能实现收回山东权利就拒签。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5月20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接下去，“保留签字”的要求被和会拒绝之后，北京政府6月24日仍训令：“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整个事件，北京最开明的训令也只到“请陆总长自行决定”为止。顾维钧称：“直到6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顾的结论明确：“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所以，说“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代表团的拒签《凡尔赛和约》发生什么作用，纯属意淫。充其量，不过表达了参与运动者的愿望而已。
《南方周末》4月30日一期刊载了张鸣先生的文章《“五四”的又一意义》，通篇罗列之后似乎末尾才点出“意义“之所在：“‘五四’运动不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人为干预，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张先生说颠倒了，查经济史，直至五四之时中国的民族工业都是发展迅速的。例如周恩来委托许涤新等主持、动用极大人力费时良久编撰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详尽的数据论述太浩繁，无法引述，但第二卷P1068页有结论性的评述，恰好可以驳斥张先生的议论：“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资本，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甲午以后一个阶段，年增长率与外资不相上下，第一次大战期间更超过外资1倍；在整个这一时期，发展速度也高于外资。到1920年，民族工业资本已远远超过官僚资本，而直接与外国在华资本较量了（这时，整个本国工业资本已超过外国工业资本）。它不愧是我国资本集成的主力军，中国工业化希望之所在。至于它在二三十年代遭受的挫折，那是本书第三卷的事，至此，还是很乐观的。”可见，不去说“五四”该负多少责任，以它为界，之前民族工业发展迅速，之后遭遇挫折乃是不争的事实。
对“五四运动”的涂脂抹粉，至少六十年来从未间断。我和同龄人一样，从教科书里学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课堂以外，所有的语言文字宣传也是同样的说法。不断重复的结果，于是它就定格在心目中了。后来读书多了，最主要的还是出的书多了，有各种更接近真实的文章可读，便产生疑问：“新文化运动”早在“五四”以前几年时间就粉墨登场了，怎么就变成“五四”的后缀了呢？可以这样判断：“五四运动”终结或曰分裂了“新文化运动”，开创了“打砸抢烧”的革命新时代。关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本质区别，拙帖《纪念“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思考》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当年首创“五四运动”一词的罗家伦、游行总指挥傅斯年等，当天就心灰意懒回屋睡觉去了，就连那位放火的湖南人匡互生后来也放微词表示不满。最微妙的是，“五四”时期躲在北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毛，竟然御笔钦赐：“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后来又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这些话应该道出一些高抬五四的缘由来，恐怕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才是“又一意义”真实所在。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就开始对苏俄革命夸赞不已，例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组织上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些舆论铺垫在多大程度上武装了“五四”干将们的思想？例如罗家伦写过：“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了！”“五四”当时《新青年》立即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后便连续推出鼓吹这个主义的一连串文章，持续宣传达六个月之久。7月20日，胡适针对李的文章，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辩论逐渐激烈“新文化运动”的分裂也逐渐严重，直至沉沦变成“武器的批判”。陈独秀也抛弃了他年初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全身心投入政治领域而舍弃了文化领域。“五四”激发起来的暴力热情无疑使李、陈们占据上风。
这些工作是有成就的，1923年12月17日北大25周年校庆，朱务善、谢汝镇对来宾搞了民意测验，其第五题：“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为甚么？”收回问卷中认俄为友者497票，占59%；认美为友者107票，占13%；认二者皆非友者226票；认二者皆友者12票；亲苏俄者压倒多数。若知道当时苏俄红军已侵略中国占领了外蒙、唐努乌梁海，并且正在竭力促中国内战；而美国主持华盛顿和会恢复了“五四”骄子们耿耿于怀的山东主权，可知中国式“爱国主义”其实很虚伪，至少不识好歹。由此案例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如同一副催情剂，促发了中国社会春心荡漾，笑迎苏俄送来的革命种子，以成正果。
毛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大实话。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包惠僧承认：“五四运动的怒潮，震动了全世界，第三国际重视这一事件”，“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他没有弄准确的是，维经斯基是俄共（布）而非第三国际派来的。“五四”时适逢苏俄帝国主义在欧洲遭遇惨败，目光转向亚洲，中国发生的一切使列宁兴致盎然。而在中国内部，李大钊、陈独秀拼命宣传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彻底分裂了中国本来就脆弱的民族主义，鸡蛋裂了缝。不仅“新文化运动”烟消云散，就连“五四运动”曾经大喊大叫的爱国主义也至此寿终正寝。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则背负“全盘西化”之恶名腹背受敌。其实老胡比诸多论敌更传统，在他辞世后老蒋所题挽联评价很贴切：“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维经斯基1920年来华，鼓动“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搞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须知，列宁的主义的目标是“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全集》第38卷，P46）接受了这个主义的便需要根除“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必须不在乎牺牲本国利益。例如毛泽东致信蔡和森，称其新民学会“多数人鄙弃爱国”，“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P3）“五四运动”那种激昂的“爱国运动”之主流很快走向反面，演化成为苏维埃利益拼杀的势力，而苏俄则当仁不让地收取巨额回报，除了蒙古、唐努乌梁海172万平方公里土地之外，还有东北大批“战利品”。
“五四运动”引来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派生的结果便是使知识分子边沿化，从而达到在“革命”旗号下的民众动员成为“痞子运动”。陈独秀1924年12月总结道：“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动摇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这种边沿化的效果，是无限夸大无知识人群的历史宿命，为一个组织夺取权力并使之制度化效劳。顺理成章必然导致领袖独裁，回归中世纪专制。胡适预见到了，他致信陈独秀，指出：“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历史证明了老胡的忧虑，陈独秀本人首先品尝了这种边沿化的苦果，殃及池鱼的是布尔什维主义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人权灾难的泛滥。
“五四运动”之所以受到本朝权力盛赞，“又一意义”皆在此。没有这个运动铺垫，苏俄打入中国不会那么顺利，真正为中国主权拼争的北洋政府未必垮台，孙大炮的“一党专制”根本建立不起来，我党“坐江山”跟着没那么容易了。故，夸赞它也不足为怪。几十年后，以“五四”为楷模，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继续了前辈“打砸抢烧”之传统，青出于蓝，把国家民众折腾了个底朝天。毛曾经很开心地打气：“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老北洋们肯定想不到，70年后学生们重温“德先生”的旧梦，便领教了坦克车机关枪无微不至的关怀，至今还透不过气来。惟一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毕竟意识到该把“五四运动”请下神台，还其本来面目。(2009.5.2发天益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