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所谓相对富裕人群是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人，所谓相对贫困人群是收入在平均水平之下的人。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是，2008 年农村年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城市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5781元。理论上说，年人均收入高于15781元的都是相对富裕人群，但我们知道事实上未必。平均数有时不说明问题，中位数更说明问题，就是找到13 亿人中收入排在6.5 亿位的那个人的年收入，高于他的是富人，低于他的是穷人，但在现实上有困难。
在现实中我们说的富人和穷人往往是极富者和极贫者。刚刚有一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人持有可投资资产在1000 万元以上的有32 万人，资产规模超过9 万亿人民币。这样算来这一部分人的平均可投资资产在3000 万元左右，人数是万分之二点三。至于极贫者，中国的极贫困标准是什么、人口有多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众说纷纭的问题，国际通行的赤贫标准是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根据我国最新的资料，官方在2009 年把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贫困线合二为一，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067 元，总人口为4320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4.6％，占全国人口的3.3％。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社会矛盾不激烈，富人更富，穷人也在变富。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激烈，富人虽然变穷一些了，但穷人可能活不下去了。因此，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尤其要解决好社会矛盾，经济不景气的时间越长，主要矛盾就越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危机时间长了往往会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责任当然在政府，但社会各界也都有一些责任，每个人也都有一些责任，每个“富人”的责任就更大一些。富人履行社会责任有两条途径：被动和主动。被动是指被法律强制性纳税，主动是指依靠道德做纳税之外对社会有益的事。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和体现社会公平，是通过政府对富人征税而加大对穷人的社会福利来解决的。比如20 世纪30 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向富人征收的个人最高所得税从24% 上升到63%，又上升到79%，公司资本收益税从14% 上升到45%，遗产税从20% 上升到45%、60%、70%、到77%。1929 年时，美国千分之一的人口占有美国20% 的财富，经过政府税收的调节，到1950 年时，美国千分之一的人口占有美国10%的财富。贫富悬殊有所下降。但后来又慢慢减税，据统计，1979-2006 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被减半，从70% 到35% ；资本增值税率的削减也近一半，从28% 到15%；公司所得税率降低四分之一多，从48% 到35%。以个人最高所得税为例，里根1981 年减到50%，克林顿减到39.6%，小布什减到35%。借美国的例子我是想说，对富裕人群征税是不可避免的，征税的程度会根据社会和政治的需要而变化。
后来，产生了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除了依法纳税之外，富人们依靠道德主动向社会捐赠，并逐渐成立了基金会，形成了不同的专业方向，持续地进行公益事业。这是所谓的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靠市场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靠政府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靠道德进行的分配。
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仅仅依靠税收、依靠政府、依靠慈善公益来解决社会问题也不够了，产生了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理论，富人们、企业家们自觉地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慈善公益了，包含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善待劳工、社区关系等等。
与全国相比，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城里人大部分都算是富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假设中国有百分之三的富裕人群，数量就是4000万左右，与绝对贫困人口差不多。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富人比穷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就会和谐稳定地以改良的方式向前发展；如果穷人比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地以革命的方式向前发展。但愿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很严重，但愿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引发社会危机，中国的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个人都应该一起努力。
在现实中我们说的富人和穷人往往是极富者和极贫者。刚刚有一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人持有可投资资产在1000 万元以上的有32 万人，资产规模超过9 万亿人民币。这样算来这一部分人的平均可投资资产在3000 万元左右，人数是万分之二点三。至于极贫者，中国的极贫困标准是什么、人口有多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众说纷纭的问题，国际通行的赤贫标准是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根据我国最新的资料，官方在2009 年把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贫困线合二为一，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067 元，总人口为4320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4.6％，占全国人口的3.3％。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社会矛盾不激烈，富人更富，穷人也在变富。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激烈，富人虽然变穷一些了，但穷人可能活不下去了。因此，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尤其要解决好社会矛盾，经济不景气的时间越长，主要矛盾就越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危机时间长了往往会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责任当然在政府，但社会各界也都有一些责任，每个人也都有一些责任，每个“富人”的责任就更大一些。富人履行社会责任有两条途径：被动和主动。被动是指被法律强制性纳税，主动是指依靠道德做纳税之外对社会有益的事。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和体现社会公平，是通过政府对富人征税而加大对穷人的社会福利来解决的。比如20 世纪30 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向富人征收的个人最高所得税从24% 上升到63%，又上升到79%，公司资本收益税从14% 上升到45%，遗产税从20% 上升到45%、60%、70%、到77%。1929 年时，美国千分之一的人口占有美国20% 的财富，经过政府税收的调节，到1950 年时，美国千分之一的人口占有美国10%的财富。贫富悬殊有所下降。但后来又慢慢减税，据统计，1979-2006 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被减半，从70% 到35% ；资本增值税率的削减也近一半，从28% 到15%；公司所得税率降低四分之一多，从48% 到35%。以个人最高所得税为例，里根1981 年减到50%，克林顿减到39.6%，小布什减到35%。借美国的例子我是想说，对富裕人群征税是不可避免的，征税的程度会根据社会和政治的需要而变化。
后来，产生了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除了依法纳税之外，富人们依靠道德主动向社会捐赠，并逐渐成立了基金会，形成了不同的专业方向，持续地进行公益事业。这是所谓的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靠市场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靠政府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靠道德进行的分配。
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仅仅依靠税收、依靠政府、依靠慈善公益来解决社会问题也不够了，产生了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理论，富人们、企业家们自觉地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慈善公益了，包含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善待劳工、社区关系等等。
与全国相比，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城里人大部分都算是富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假设中国有百分之三的富裕人群，数量就是4000万左右，与绝对贫困人口差不多。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富人比穷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就会和谐稳定地以改良的方式向前发展；如果穷人比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地以革命的方式向前发展。但愿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很严重，但愿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引发社会危机，中国的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个人都应该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