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4-20 09:57:15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不能够让人民币做总编辑”,当初,范若丁和飞白、林青华等一起,凭着一股“傻劲”,将《世界诗库》这样一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图书摆在了读者面前。
产品鉴定
产品名称:《世界诗库》
质量鉴定:《世界诗库》共十卷,收入了译自30多个语种、100多个国家的诗近20万行,在中国乃至世界诗歌领域中均是一项独一无二的系统性总结工程。它是世界诗歌之精华荟萃,反映了人类诗歌五千年的概貌,对于世界诗歌鉴赏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世界诗库》出版后,为广东出版界赢得了多项荣誉,先后获得“中国图书奖”、 “广东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等奖项。
质检报告
世界诗的百花园
“言之不足,歌之咏之;歌咏之不足,舞之蹈之。”自从人类有了语言,诗歌便随之诞生,而诗是世界每一个民族的精神化石、每一个民族文化的皇冠。对上下五千年、纵横五大洲的诗歌作一次荟萃和总结,是一项多么有意义的出版工程。而早在上个世纪末的1994年12月,广东出版界奉献出的《世界诗库》就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
这套由花城出版社策划出版、世界诗研究权威汪飞白教授担纲主编的《世界诗库》,全书按照文化区域划分,共分十卷,其中,作为文明古国、诗歌大国的中国,独占一卷(第十卷)。《世界诗库》向人类的五千年文明献上的这十个沉甸甸的世界诗花篮,让我们得以在世界诗的百花园中畅游。这十本厚重的《世界诗库》让人们领略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所有的诗意和美好。它以世界的眼光,向人们全面地介绍各文化区域诗歌的优秀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和文化各个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学鉴赏价值和学术价值。
《世界诗库》在篇幅上以诗选为主,在结构上以诗史为纲,因此,它不仅仅是一部纯粹的世界诗歌选集,更是世界诗歌史的充分展现。
汇聚了国内世界诗研究领域一流学者的《世界诗库》编委会,突破数十种不同语言的樊篱,反复推敲译作,呕心沥血,历时四载精编细选打造经典的精神令人感动。而在当时诗歌低迷的年代、在出版诗集已难见经济效益之下,策划出版者、花城出版社承担起这项工程浩大的历史重任,一心为世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的气魄也令人敬佩。
尽管“十年孤独”,但在文学爱好者的眼中,《世界诗库》依然被视为知音。
全息广州
世纪的责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始席卷广东和整个中国,社会上游荡着一股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文化为保有自身的品格在抗争,在挣扎。而在此时,广东出版了几套被列入国家“八五”计划的重点图书,其中一套是《世界诗库》。上上下下参加《世界诗库》编辑出版的学者及工作人员劳形苦思,埋头四年,终于捧出了一套不仅中国无、在世界也属填补空白的大书。崇高的职业责任感支配着他们,他们不为浮华所诱,不为世纪末情绪所误,兢兢业业编好书,为本世纪负责,也为下世纪负责,在编书的同时留下了一种可贵的精神。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做出版也不例外,特别是置身于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之中,更应有这种自觉。我深信一个只想个人名利与仕途的人,是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书的。做出版行业也是需要一点献身精神的,《世界诗库》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曲折阻挠,如果害怕冷嘲热讽,如果知难而退,也许就没有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诗库》这套书。
我一直十分敬重《世界诗库》的主编飞白,这不仅因为这位懂得二十多种外国语的外国研究专家有深厚的学养,并且因为有一种不畏艰难的工作精神。在对《世界诗库》的编排、校对进行最后冲刺时,正值他的父亲、著名“湖畔诗人”汪静之老先生病重。飞白要两头照顾,我常常看到飞白披块塑料布、骑辆破单车在绵密的冷雨中跑来跑去。每当这时我往往禁不住想道:这就是我们的主编啊!
学术界对《世界诗库》是肯定的,但也有人对它进行过批评与指责,有争论是正常的。不管这种批评是属学术讨论,个人意气或门户之见,如今均已成为过去。不能说《世界诗库》十分完美,但它为世界诗的研究铺了一块砖石。路,还要向前走。这套书工程太大,我曾说十年内大约不会再有人干同样的“傻事”,不会再有同类书问世,现已过去十年,下一个十年呢?也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的学者与新一代的出版工作者了。
□范若丁(花城出版社编审)
原景再现
缘起:花城人“敢为天下先”
1990年前后,国家启动了“八五计划”之图书重点工程的项目,积极鼓励全国各地出版界出版优秀图书。
1990年秋,时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范若丁与译文室副主任编辑林青华到北京召开《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的编务会。会上,新闻出版署的寇晓伟向范、林两人说,世界诗翻译界权威袁可嘉先生曾有个心愿,希望出版界能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世界诗的大型图书,建议两位考虑一下。
花城出版社一向具有出版有历史价值的大型图书工程的决心,更何况,当时国家正在倡导“八五图书重点工程”,热情更加高涨。当即,范若丁便与袁可嘉联络并亲往拜访,准备请他担纲主编该套诗库。袁可嘉因年事已高,加之当时身体欠佳,婉辞了出任主编的邀请,同时推荐同样是世界诗权威的飞白先生担任主编。当时任杭州大学世界诗研究所教授的飞白已主编过一部世界诗精选的《诗海》(该书曾获中国图书奖),而且他还在《诗海》的序言中表示过“应当选中国名诗一千首,世界名诗一万首”的雄心壮志,如今“英雄所见略同”,飞白高兴地接受花城出版社之邀担起了《世界诗库》主编的重任。
1991年初,飞白、范若丁、寇晓伟、林青华等聚首北京,共同拟订编选的方针、规模和编委会的组成,决定了以飞白为首,国外诗歌翻译界专家钱鸿嘉及中青年学者吴笛、张德明等等组成的编委会。接着,1991年夏天在杭州召开了第一次的编委会,制订了具体编辑方案和编辑大纲,《世界诗库》遂进入了实施的阶段。而在制订《世界诗库》编辑方案的酝酿阶段,花城出版社把选题报呈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得到了出版局领导的肯定与支持,《世界诗库》被列入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一部试图采尽世界诗精华的《世界诗库》浩大工程正式启动。该书责任编辑林青华向记者回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世界诗库》最终由花城出版社成功出版,是与广东人的特点颇有关系的,当年这个选题信息是全国出版界许多人所共知的,只有花城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拿下了该项目,并克服了可预见的各种艰辛。
经历:重重困难中的知难而进
五千年来世界各民族人民创作的诗歌是何其浩如烟海,而从中采英撷华的工程又是何其之艰巨。
编选工作启动后,编委们开始了勤奋耕耘。之后的四年时间中,《世界诗库》的编者们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一项浩大的工程中。回忆起以飞白为首的编者们的辛勤劳动,范若丁、林青华两位参与者今天仍然为之动容:他们不但在平时的工作之余要挤出时间来编辑,即使他们到美国、德国、俄罗斯等海外访问或讲学,也没有半点松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套丛书的主编飞白,他利用在美国讲学一年的机会,搜集了极多资料。
而《世界诗库》选编诗歌作品覆盖五大洲100多国家30多个语种,有些语种的诗歌当时还根本没中文译作,这需要请专家新译,而精通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的飞白还亲自担当起填补这些翻译空白的重任,因此,他的工作更是艰苦卓绝。其中1992年后,飞白的左眼眼底动脉破裂,视力降为0.06,医生对他的忠告是眼睛必须“绝对休息”。可他却装运了满满八大纸箱书籍,跑到滇池洱海边的云南边陲,“偏安”于云南大学一室。为了赶时间,他顾不得医生的忠告,在没有亲人照顾的陌生环境中,近乎“疯狂”地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另一方面的困难则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由于出版社领导变换、面临市场压力等原因,诗库的出版工作曾在1993年一度面临搁浅的危机,后来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拨款120万元,该项目才重新启动。
1994年底,《世界诗库》进入了审稿、排版和校对的最后阶段,范若丁率领林青华等五六位编辑、校对一行专程前往杭州大学,并驻扎一个月,与其他编委一道做完最后的工作,由于资金紧张,他们所住的旅馆都是10元一晚的招待所。
而当时已经到云南大学任教的飞白则更为辛苦,频频匆忙来往于昆明与杭州之间,没有经费搭飞机,每次都搭乘火车,还要把工作安排在旅途之中完成。
在出版社与以飞白为首的编委会紧密配合下,历经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辛苦劳作,翻译、斟酌、选稿、编辑、校对到最后的定稿,克服了重重困难,《世界诗库》的编选工程终于按计划如期完成。
诞生:荣耀、争论与“十年孤独”
1994年12月,《世界诗库》共十卷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囊括上下五千年、纵横五大洲的诗歌选集著作,给中国出版界带来了一个强烈的冲击。我国著名外国诗歌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如袁可嘉、屠岸、谢冕、吕同六、杨匡汉等均给予《世界诗库》极高的评价。著名文学评论家、北大教授谢冕说“这部规模巨大的《世界诗库》的出版展现了世界诗史的一个奇观”,而袁可嘉则称赞说它是“非凡的业绩,卓越的贡献”。
荣誉也接踵而至,1995年,《世界诗库》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广东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奖项,这也是广东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同时获得多项大奖的大型图书。
但在好评如潮之下,一些尖锐的批评声音也响起,某位诗歌翻译界人士写文章称《世界诗库》“错漏百出,不忍卒读”,“如果评上国家图书奖”则是“翻译界的丑闻”,而学术界又纷纷著文反驳,进而形成一场“笔墨官司”。尽管这篇充满“文革”语言色彩的文章中举不出实在的证据支撑其骇人听闻的结论,但该文章出炉后,一个直接的影响便使在初评中十分靠前的《世界诗库》失去了“国家图书奖”,但仍得到了提名奖。
也许由于这场争论,也许由于出版社的人事变动以及《世界诗库》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特点等原因,这套大型图书在获得大量奖项之后,竟再没有被一鼓作气地继续宣传推广。
转眼十年过去了,这套巨著在初印之后再没有重新出版发行,甚至部分已印好的图书被压在了仓库之中,度过了“十年孤独”的历程。
颇有意思的是,2003年8月,广东省出版代表团去香港参加第14届香港书展,随团带去香港的包括在仓库里躺了十年的《世界诗库》,在国内未被足够重视的它在香港竟找到了许多知音,从而一售而空。
第一访谈
范若丁:《世界诗库》是历史的积淀
范若丁,现任广东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花城出版社编审。当年,担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他,积极参与了《世界诗库》的出版工程,亲自见证了《世界诗库》从谋划、组织、编辑、出版的全过程。
记者:你是《世界诗库》的策划者之一,也担任了它的副主编,十年之后回头看,对它怎样评价?
范若丁:《世界诗库》是一部世界诗歌的集大成之书,它涉及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五大洲,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世界诗歌优秀成果,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和学术价值。据我了解,迄今为止,世界上未有哪个国家出版过这样一套系统并且全面的介绍世界诗歌的丛书。
记者:当时你是怀着怎样的初衷出版这套书呢?
范若丁:当时我和一批出版界的同行都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一种出版理想的,即是要为当今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留存一批有价值的图书、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好书。《世界诗库》正好能实现我们这一愿望。
记者:这么一项浩大繁重的工程,从当初的谋划到最后的出版,当中一定遇到许多困难吧?
范若丁:是啊,历时四年,这个过程非常艰苦。当时花城出版社经济比较困难,省新闻出版局又面临着巨大经济压力,因资金短缺,《世界诗库》曾经一度处于半搁浅状态。好在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十分支持,特别是陈俊年同志(现任广东新闻出版局局长)亲自督导该书的编辑出版,并拨来了120万元的资金帮助完成了《世界诗库》的出版计划。
记者:在市场经济之下,出版单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能常会有一种尖锐的矛盾,好销的书不一定是好书,而好书也未必受市场欢迎,《世界诗库》也许就属后一种。您是怎样评价一部书的价值呢?
范若丁:《世界诗库》不是我们常见的“畅销书”,但它独具的鉴赏价值和文学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但一部书的价值不应以当今被反复强调的“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而是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它如果最终能被历史所承认,它才是真正的好书。我们相信,《世界诗库》是可以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有价值的图书。
记者:作为出版界的前辈,也是现任版协副主席,您对当前的出版界有何期望?
范若丁:许多年前,我在政协的一次发言上说了个观点:“不能够让人民币做总编辑”,也就是说搞出版不能光盯着钱看。当然,现在出版社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压力,这是事实。但多为后世留下一批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书也是出版人的责任。
随想录
圣贤何时不寂寞
在进行《世界诗库》的相关采访时,我们常常想到一个问题,这套大型图书若放在10年后的今天,它是否还能够顺利问世。
今天的出版业似乎是十分“繁荣”的,各类图书汗牛充栋,原来“著书立说”的神圣感也早被打破了,大小“明星”阿猫阿狗都忙着出书赚钱,但我们在书市看到了什么?绝大部分都是速朽的文化垃圾,或许加上个“文化”的定语都过分抬举它们了。
出版界的人士说,现在花上四年多的时间来专注搞一套书的,大约没有什么出版社敢干这种“蠢事”了,更何况是像《世界诗库》这样难以看到经济效益的诗歌类图书。也许要找这样的能长坐冷板凳的编撰作者也极难了,在浮躁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个许多道貌岸然的“学者”也流行抄袭和粗制滥造的年代。
生存的压力,物欲的诱惑,也许还有体制的缺陷,早已消蚀了人们那残存的激情与梦想。
不过,时间在流逝,任何人和世事万物都敌不过伟大的时间。“自古圣贤皆寂寞”,但也因为其耐得住寂寞,时间最终让他们成了“圣贤”。时间是最公平的,唯其难能,所以可贵,大江东去,大浪淘沙,只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最终会让时间筛选下来,数千年来图书浩如烟海,也只有真正能为人类文化积累起到一点的作用的图书才会留诸后世。
市场经济的勃兴,最大限度地剌激了人们的物欲,转轨时代的迷乱,同时伴生着社会普遍的浮躁。但一个要走向明天的社会,是不可能仅依靠浮躁者来创造未来的,社会也将向理性回归,厚重的、有分量的文化产品最终也不一定要等到“圣贤”历尽寂寞之后才会被发现。
去年的一个小消息让我们感到惊喜:在去年8月的香港书展上,寂寞地压在仓库十年之久的《世界诗库》竟找到了知音,被抢购一空。当然,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况,也许该引起出版者们一点反思,作为读者的我们也许也需感到一点汗颜。
幕后故事
破单车、破雨衣、名教授
据范若丁回忆,在1994年的最后审稿阶段,一次大家焦急地等待着飞白从昆明到杭州,当时杭州下瓢泼大雨,飞白刚到杭州就到其父汪静之老先生家找辆破单车冒雨往杭大赶。当他赶到杭大的时候,众人看到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身披一件破塑料雨衣,满脸满身都是水花,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时哽咽无语。
“汪家班”与《世界诗库》
在《世界诗库》的编委会及分卷主编成员中,除了来自花城出版社的范若丁、林青华以及翻译家钱鸿嘉等人外,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汪飞白的高足门生,他们当年全部都是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才俊。
其实编《世界诗库》是飞白先生谋划已久的重要心愿,自上世纪80年代他在杭州大学世界诗研究所开始招研究生时,就已着意培养这样的一支由主攻不同语种的青年翻译家组成的队伍。作为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家,飞白当时十分注意指导弟子去主攻不同语种文学翻译和研究,如吴笛主攻英美文学、陈众议主攻拉美文学、胡小跃主攻法语文学等等。林青华说,《世界诗库》能顺利完成,幸好飞白有这支精兵强将的门生队伍,否则如果按一般出版惯例,由不同门派的译者论资排辈组成编委会,既不利于集中工作,更不易协调各方意见,如果扯皮起来最终《世界诗库》就难以问世。
当年担任《世界诗库》主要编辑工作的青年才俊们,如今几乎都成了翻译界不同语种的极有影响力的翻译家、学者。
学界反响
谢冕(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部规模巨大的《世界诗库》的出版展现了世界诗史的一个奇观。我所知有限,不知道在此前是否有过堪与之比美的举措,但像这样范围涉及100余个国家、30多个语种、收入诗作约20万行,全书总量达800万字的诗歌总汇的推出,实在是惊人之举。由此不能不使人对诗的创意、策划最后促其实现的人们的非凡魄力、持恒劳作产生极大的敬意。
袁可嘉(著名翻译家):(飞白)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使《世界诗库》不仅吸收了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填补了以往的空白,引进新作新译。这就给读者提供了许多过去没有机会读到的佳作,丰富了我们对世界诗歌的知识……全书在篇幅上以诗选为主,在结构上又以简明扼要的导言和作者简介串起来,脉络分明,做到译介和研究评论相结合,这使诗库不但有较高的鉴赏价值,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吕同六(著名翻译家):飞白是译诗的高手,注重诗的整体风格和诗感,独有韵味,因而一直深受翻译界好评。在他的主持下,《诗库》组成了实力雄厚的编委会,分别负责各卷的编辑、主帅和分关把关的大将们都是功力深厚的翻译家,这就保证了所选的诗作,无论从古典诗,还是现代诗,无论是抒情诗、哲理诗还是讽刺诗,对原作精神与风格的忠实和传达,总体上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准。
本版撰文/摄影及图片翻拍
本报记者严家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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