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美国的Monks在参加了Santa Fe研究所组织的一次关于复杂适应系统的研讨会后受到启发，与LeBaron合作出版了《皇帝的夜莺：公司复杂性涌现的动力学如何恢复新千年经济生活的诚实》（Monks & LeBaron，1998），从而开创了用复杂学研究公司治理的先河。Monks大量运用复杂科学、混浊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研究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型企业（公众公司）的治理问题，认为恢复公司责任感的希望在于所有者自己（包括个人股东和机构股东），并用计算机模型说明，负责任的公司行为能够提高而不是降低公司利润的底线（bottom line）。随后，Bebchuk 和 Roe（1999）把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Schmidt 和 Spindler（2000）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依赖：一种是基于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或转换成本作用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是从进化生物学中借用来的概念，指作为进化近视（evolutionary myopia）结果的路径依赖。这两种概念对公司治理快速趋同问题有不同的含义。Schmidt和Spindler引进了互补性概念来说明路径依赖的成因，认为由互补成分组成的公司治理体制的动态特性使得向最优公司治理体制的快速趋同不可能发生。Krafft and Ravix(2003)用进化博弈模型对创新性企业（通信设备工业）的治理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注重经营者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在创新、结构变迁和产业变动中的作用的关于公司治理的新原则，认为在这类企业中，经理的作用在于确保对创新投资进行事前的（ex ante）协调，而投资者的作用在于对创新选择的可行性进行事后的(ex post)控制。Boot和 Macey（2002）、Buck（2003）等也从不同角度对公司治理复杂性进行了探索。

　　几乎与国外的研究同步，从80年代开始，复杂学在我国兴起。1989年，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1994年9月召开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的方法论”会议，对推动我国复杂科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9年，成思危在“复杂性科学”第112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复杂科学与管理”的综述报告，推动了复杂性科学与管理的结合。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一个研究复杂学的群体，包括钱学森、成思危、周光召、汪寿阳、颜泽贤、金吾伦、于景元、张嗣瀛、戴汝为、张本祥、王浣尘、盛昭瀚、宋学锋、刘洪、方锦清、陈平、陈禹等，研究领域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不过，迄今为止，从复杂学的角度对公司治理进行系统研究，在国内基本上属于空白。

　　我国的企业改革从1978年开始，在经过了扩权让利、两权分离、转机建制、布局调整后，目前进入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阶段。由于国情不同，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尽管我国参照国外的经验，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治理，如派驻督察员，委派监事，聘请独立董事，董事长和总经理（总裁）分设，强制性信息披露，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激励等，但效果不是很理想，资产流失、效率低下、弄虚作假、经营者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与治理的收益相比，治理成本过于高昂，所有者和企业不堪忍受。因此，迫切需要把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经济系统，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和设计，以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