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轩

二○○六年春节，我去上海录电视节目。出发时，收到老爸的e-mail，叫我去拜访内地的亲戚：「你二姨婆九十几岁了，现在还自己住。帮我包个红包给她，回台湾再还你。」
到了上海，二姨婆见到我开心得合不拢嘴，立刻叫管家炸了一大盘春卷。我拿出笔电，放美国的照片给二姨婆看，但是她耳朵实在不好，所以我另开了一个窗口，在屏幕上同时打字批注。在客厅里，我们两人一起对着屏幕指指点点，她说一句，我打一句，这样子「聊」了很久，直到电池用完。
离开时，二姨婆拍着我笑说：「下次来，记得带充电器！啊？」
回到饭店，我用Skype打给老爸，报告之后顺便说我没法赶回纽约过年了。「可是我打算送你跟老妈一个红包。」我说。
老爸回答很直爽。「这样好了，你给二姨婆的钱我就不还了，就算是给我和你娘的红包吧！」
隔天，接到妈妈的e-mail：
「你老爸说，叫我直接从他的户头领钱，说是你送的。可是你不回来，妹妹担心今年没她的份。这样吧！我把你给我的拆一半，算是给她的好了！」
除夕，又收到妹妹来信：
「谢谢你的红包。妈咪已经直接转进我的户头了！」
哔哔一声，是台湾朋友传来的贺年简讯：
「新年到了，想给你五千万：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平安！千万要知足！千万不要忘记我！」
我觉得这句不错，便按个键，把它转寄给手机里的好友清单。
二十一世纪的某个春节就这么过去了，多了不少方便，少了不少人情。
晚上我在日记里写：
「当每个人都在在线时，跟上百人贺年只是举手之劳，但一百零一通简讯之后，意义何在？坐在饭店里，面前摆着泡面，还是可以跟半个地球外的家人视讯围炉，但是难道举头望屏幕，低头就不思故乡了吗？十个数字红包，也抵不过一盘刚炸出来的春卷。」
二○○六年之后油价飙涨，机票贵得离谱。尽管这样，去年春节我还是订了位子，坐了十九个小时的飞机回纽约。纽约冬天干冷，一下飞机嘴唇就裂，坐车回到家，外面是冰天雪地，屋子里则烧着壁炉，老爸在看中天电视。
中天电视？
「对啊﹗家里装了小耳朵，你忘啦？」
外公外婆踩着碎步出来打招呼，从他们的房间传来《倚天屠龙记》的音乐。外公看到我就问：「这个陈冠希是谁啊？怎么最近新闻都是他？」
这时妈妈笑着凑过来。「儿子饿了吗？美惠阿姨昨天炖了一锅麻油鸡，好地道噢！」
我觉得自己彷佛根本没离开台湾。走进卧室，打开计算机，女友在MSN上敲我。
「哈啰！要视讯吗？」她问。
「不用了，我好累，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就好。」
当晚我在日记里写：
「千里迢迢回到纽约，没想到变相绕了一圈到台北。科技真可怕。少了距离，也少了异乡情怀。但是一个人躺在床上，身边没有习惯的体温，又觉得很陌生。我的家到底在哪里？」
二十一世纪的春节，的确充满着时空错乱，就像那句英文歌词：So close, yet so far away……
科技克服了距离，让我们不再担心联络不上所爱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看得到、听得见，却无法把红包直接放到孩子手上，跟他们共享一杯牛奶，让他们躺在怀里打瞌睡……如果我们抱不到爱人，闻不到他们的味道，那么所有的高画素视讯和实时影音，岂不是更加强我们的挫折感？
或者也可以说，二十一世纪的科技不只是应该让我们随地都能够看到家人，更应该是帮助我们简化生活，让我们随时都能有空陪在家人身边。
我曾经在高铁上看过一个海报：左边的照片是一个老人的手，杵着一个拐杖，右边的照片是同一个老人的手，却牵着一个小朋友。一边写着：高铁之前，另一边则写着：高铁之后。
每次我看到那张海报，都会觉得很感动。也许是因为我曾经看过许多孤独的老人，也或许是因为，当我奶奶还在世的时候，每次我从大学匆匆忙忙回家，又匆匆忙忙赶着走，奶奶在门口抓着我的手，总是握得那么紧。
二○○八年，上海的二姨婆也过世了，享年九十八岁。
她老人家应该一辈子都没有上过网。那简单到可以的小公寓里，连电视机都没有。再加上她重听，因此凡是要跟她联络，都得先打电话给她的邻居们，请邻居找到管家，再让管家对她用吼的来传达讯息。也正是因此，当年我才不得不自己找过去，也才有机会听她说故事、陪她打字聊天，最后还推着、就着，好不容易把红包塞进她手里。我觉得很幸运，能够有机会用一些有限的科技，亲自与她分享我的生活。
「下次来，记得带充电器！啊？」临走前，二姨婆拍着我笑说。
这是她对我的最后叮嘱，也是一个非常符合二十一世纪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