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由于国有经济的动力比较小，所以跟非国有制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往往产品质量较差，经济效益较低是必然的。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据报道，1931年在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有此弊。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有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其中，国营经济占领导地位，有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以及红色外贸、国家银行等32家国营企业。但是，这些国营企业普遍疏于管理、效益不佳。更要命的是，工厂做的子弹有3万多发打不响；枪修完拿到前方不能打；被服厂做的军衣不合尺寸，扣子一穿就掉。国企的低效并非中国独有，前苏联、东欧国家没有一个搞好的。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国有经济效益普遍好。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效益也比非国有制经济效益低。这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可以为证。

美国的《财富》杂志做过一个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500 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的赢利率是1.7％，私人企业的赢利率是4％。从百分点上看，私营就比国营高一倍以上，这就是普遍性的现实。

据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资料，发达国家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额占社会投资总额的14.5％，而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只有7.7％； 发展中国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相应数据是32％与12.5％，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距更大。可以说，世界各国的统计资料都反映了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的基本趋势。当然，基本趋势并不是绝对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也可以找到与这一基本趋势相背离的少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更高的“典型材料”。但是那只是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条件下的特例，并不反映普遍规律，也不能用以否认人所共知的上述基本趋势。

社会经济生活告诉我们：客观规律决定了国有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补贴经济。我们不能没有补贴经济，因为它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是补贴经济的量不能太大，它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比重不能太大，太大了社会承担不起。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营性资产中，国有资产所占的比重一般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就是这个道理。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的国有制比重，1978年占百分之九十，1994年下降到百分之六十，2004年降至百分之三十左右。比重虽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太高了。违背了经济规律，难免要受到规律的惩罚。这就是国有企业亏损问题难于解决，甚至出现了国有企业总体净亏损的根本原因所在。

国有企业之所短，恰恰是私有企业之所长。近30年来，在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经济效益严重低下的国有制企业身旁，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出现于中华大地，茁壮成长起来。此长而彼消，于是所有制结构渐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工业为例，1994年国有企业占用了61.5％的总资产，只创造了37.3％的工业总产值；而非国有企业只占用38.5％的总资产，创造出的产值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2.7％，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增强了综合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理应为此感到自豪，根本没有理由把私有经济当作异己的东西，对其发展产生疑虑和恐慌。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13亿人口的政府，并非仅仅是29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的政府。站在这个高度看问题，就要勇于承认，在全社会经营性资产中，国有制比重大幅度降低的合理性，并积极鼓励私有制经济的发展，而将国有企业逐步引入“少而精”的合理格局。

前些时报纸上宣传说要“重振国有经济的雄风”，我看见这个题目就好像听到了“重振人民公社雄风”一样。雄风是想重振就可以重振得起来的吗？重振国有经济雄风，凭决心就行吗？凭感情就行吗？你能恢复国有制的一统天下，或者将国有制的比重恢复到90％以上去吗？显然不行。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某些宣传部门却要重振国有经济雄风，这不是唱反调吗？我们明确了国有经济是补贴经济，那就要给它合理定位。补贴经济能作主体么？不行。补贴经济能作主导么？也不行。补贴经济必须退出竞争性产业，只能定在非竞争性领域，这就是国有经济的合理定位。

以补贴经济为特征的国有经济在竞争性产业中泛滥，早已成了中国人有口皆批的大锅饭流弊。

　我们从小就在识字课本上得知：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华民族素有勤俭之美德，这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今天，每个爱国者都在为我们民族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而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同时，也为大锅饭式的经济体制有可能导致民族素质的降低而深深忧虑。

　　民族素质包括许多方面，而最基本的当然还是表现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

　　许多人都慨叹：大锅饭把人给吃懒了！人变懒了，说起来难听，想起来倒也自然——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有目共睹，既然干多干少一个样，那么干多者向干少者看齐也就在所难免。

　　大锅饭不仅能使人由勤变懒，而且会使人失去笑容。我曾专门研究了国有商店的营业员为什么不肯微笑。结果发现，微笑服务能招引更多的顾客，要付出更大的劳动量，但劳动报酬并不因此而增加；而营业员如果板着面孔，顾客往往绕开走，她便可以忙里偷闲，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用脸色来调节客流量的办法。久而久之，一些本应十分热情、活泼可爱的青年营业员一站到柜台里边，就不会笑了。

　　据报道，辽宁一家年产360万支日光灯管的大型国营企业，生产出来的玻璃灯管露天堆放，风吹日晒，人踩车压，最多一年毁损87万多支，等于成品数的1/4。 该厂包装队的小青年居然把好端端的日光灯管拿来作开玩笑的道具，一次打打闹闹就摔破了200 多支。这种败家子作风绝非中国人的传统， 而是大锅饭喂出来的。

　　如果说狠心摔坏产品只是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对国家财产损失不心疼的人恐怕就并非个别了。君不见，车站、码头无人认领的货物堆积如山。有一年，仅北京航空港进口的物资，因无人提取而被海关收缴的就有2774件，价值人民币300多万元。

　　笔者曾走访了一个遭了火灾的工厂，那儿完全看不到居民住宅区失火后常有的悲痛场面，而是笑声依旧。我问厂办公室一位干部为什么能如此乐观，他倒反问我：“有什么可愁的？厂房烧了，工资还是照发嘛。”

　　某直流电机厂位于郊区，建厂后一直亏损，并不是产品不行，而是工人嫌工厂离城区太远了，千方百计希望工厂“黄”了。工人们公开讲：“亏到国家受不了，就该调我们回城里了！”工人居然盼望自己的工厂垮台，这是何等奇怪的意识！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这种意识很可能蔓延，以致降低整个工人队伍的素质！

　　国外某些企业在汇率变动、市场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工人尚且能够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与企业共度难关；我们的工人，按理说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为什么对于企业的亏损反倒不心疼呢？工人并不觉得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有何关联，倒觉得企业亏损只会使“国家受不了”，对个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坏处。这难道不应当从经济体制上找找原因吗？

　　旧的经济体制在劳动报酬问题上的大锅饭弊病已是众所周知，但植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大锅饭弊病，却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据第一次经济普查，2004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资产64768.5亿元。从“全民所有，人人都有”的概念上来说，对于这批资产，全国男女老少人人都有一份，按13亿人口计， 平均每人拥有4982.2元。 但从所有权的实现来说，却是“全民所有，一无所有”，任何个人都没有份。因为这64768.5亿元资产统统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由国家直接掌握所有权，这些资产的投资收益也全部归国家。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允许按劳分配，不允许按资分配。名义上人人都有国企资产的所有权，实际上人人都没有这种所有权。任何公民，不用说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农民和个体劳动者，即便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其收入变化也都与自己对“全民所有制”财产的所有权无关。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增值或亏损，与职工的个人利益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说有间接联系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

　　比如说，甲乙两厂都是有千名职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假定甲厂上缴利润达1000万元，这1000万元上缴给代表人民的国家之后，以全国10亿人口这个整数来计算，平均每人便增加了1分钱的公共财产。其中游手好闲、无所贡献的公民张三和辛辛苦苦、为国家创利１万元的甲厂职工李四同样增加了１分钱的公共财产！假定乙厂亏损达1000万元，这1000万元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之后，全国平均每人便减少了１分钱公共财产。乙厂的干部职工虽然平均每人给国家造成１万元损失，但每人在全民财产中所占份额却也只在理论上减少了１分钱！甲厂并不因自己的创利活动而能够避开许多亏损企业分摊给它的损失。乙厂虽然严重亏损，却可以分沾许多盈利企业之光，还不必对盈利企业表示谢意，因为在国家所有制这口大锅里面，创利者和食利者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的大锅饭，使得创造千万元财富的企业与糟蹋千万元财富的企业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差别。这就难怪“主人翁”竟会对其财产的损益感到无关痛痒，难怪为全民资产增值的直接经济动力和造成全民资产亏损的直接经济压力都小到几乎等于零！

“主人翁”三字在中国政治语言中使用率甚高，但是在财产关系问题上，人们心目中的主人的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甲是某一笔财产的主人，那就意味着这笔财产的增值归甲所得，这笔财产的损失也由甲承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这笔财产的损益不能给甲本人收入带来任何失与得，甲的所有权也就落空了。而无所得、无所失的空洞的所有权是不可能产生主人翁意识的。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人们就必然要求根据其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应地取得收益权和处置权。中国构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过程，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违背了便难免遭到惩罚，人们往往会以消极的方式，即以对空洞的所有权的冷漠，来表现其对改革所有制、落实所有权和收益权的合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