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活以对歧义的克服的面貌出现

——谈米兰·昆德拉长篇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

陈家桥

    昆德拉的长篇采用某种复式结构，不仅限于这一部，但我觉得《为了告别的聚会》所谓的复式结构，不仅有结构意义上的，它甚至超出了叙事，有一种阐释功能上的内部互文性，也就是说在克利马和茹泽娜，雅库布与奥尔加这两个结构体的关联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可以相互构成一种解释，一种对于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的可能性上的暗示，比较，乃至获得消解。

    克利马为了解决怀孕的一夜情女友茹泽娜对他现有生活的威胁，而不惜一切手段，谎言在克利马这个人物身上，不仅超越了阶级性、社会性，甚至超越了人物的合理性，克利马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坏人物”，尽管捷克的时代压迫性在克利马身上每有症候，但克利马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个人伦理上的不适以及道德的危机。而获得出国机会的雅库布却看起来对奥尔加十分的“复杂怜悯”，但毕竟他是妥贴地处理好了，与奥尔加的告白，就像他自己说的“有时被迫害者并不比迫害者好多少，当他们互换他们的位置时，你会十分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可以说雅库布是在他的社会性上更加充分地演饰了他的角色，因而他的告别，并没有伦理、道德上的焦虑，他的问题在于权力性，在于知识性，在于他的当下性。所以说都是一种“心理”告别。但克利马是精心粉饰的欲望性的拒斥与分解，而雅库布却是一种权力与尊严性的维护，他俩分别在不同的层次上，以各自的方式实现了告别。

    然而，这首先是一种聚会，无论克利马利用茹泽娜的情感，还是雅库布归还斯克雷托“蓝色药丸”，实际上他们可资利用的条件却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形态的叙事条件所能推导的，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主观性在于他们都意识到毁灭之所以被一再延迟，仅仅因为我们都要活着，我们可能会发现社会的巨大问题，但个人始终是第一位的，个人的体验始终是存在的，这是昆德拉表达存在暧昧性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当茹泽娜最后误服致命药丸时，实际上她的追求者弗朗特在激烈的情绪中，将其死因归于自身，这既是日常生活逻辑的巨大胜利，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遮蔽，在去昧的主旨上，日常性暗合对于社会性，制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强大超越能力。

    叙事即使包含在政治、谎言，无趣和律令的艰巨压力下，但日常性、生活性、趣味性、自主性仍然每时都在聚会中显现它不可遏制的张力，以及它那强烈的适度干预的主张，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斯克雷托为何要热衷搞小型演奏会，克利马妻子为何会在意外出现的熟人面前起了欲念，这都表明生活在这场聚会上，本身就是以对歧义的克服的面貌出现的，生活的完整性和原在性被高度破坏，只剩下许多偶发的细节，强烈地出现在每一个剧烈冲突的裂隙，它既是剩下的，同时又是原味的，它被破坏的是它的时间和线性，而剩下的是它的韧劲和本来的品质。《为了告别的聚会》，说是聚会，其实当然是告别，与其说是一种心理告别，还不如说它是对日常的告别，而目的，或许就在于以告别作为一种讽刺，以为了找回在那生活存在的裂隙中，在去昧的深处，还残有着每一点细小的感受，这也可以说是对生活的一种艰难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