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可知的远景

——谈卡夫卡的小说《城堡》

陈家桥   

    关于《城堡》这部小说，从卡夫卡作品的整体来看，它既没有更强烈的离开卡夫卡那个隐秘的世界，同时它也并不更加过份地强调一个人的主观努力。在此，我想说的是《城堡》里的K并不比《审判》里的K，有着更多的奔走，而事实上，正因为奔走的疲劳程度始终有可能在他那特定的高度具象的峰值上，因而两个处境中的K，差不多都是疲于奔命的人。那么，是什么让作家卡夫卡，有着这样持久的恒心，写出了一个一直在奔走的K呢，对于一场诉讼如此，对于一座城堡的联系和工作，也同样如此呢？可以说，对于《城堡》的阅读的期待以及阅读印象来说，差不多是同样的，因为在1924年的卡夫卡，在九个月的时间中，拖着沉重的肺病的身体，似乎也燃烧着一种莫名的兴奋的悲喜交集的思绪在叙述着这个在细节上是如此漫长的故事。

当然倘从结构上看，《城堡》已经不必在它的内部，在叙事上讲求什么结构的成立，可以说《城堡》比寓言本身具有更强的实体性，因为K所面对的任何一个时间，一个人物，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具有类推性，都可以在那个基本的语境上边，使读者明白他看起来被别人带着绕弯子，然而他自己倒是始终抱有某种希望的，与其说这种希望是城堡式的，还不如说这是K自身的，K希望能和城堡发生联系，这是一次孤立的然而却始终有支持的论证，这种论证甚至是有人情味的，无论是他的助手，还是他的女友弗丽达，乃至酒吧老板娘，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在行为中与他的情节之间产生某种离心的力，更多的是同一种焦虑。对于某个莫名其妙的城堡命题的焦虑，有时即使是城堡本身似乎更近地进入到一个实质的可以言谈的层面了，也就是说花了无限多的力气，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好象靠近了，至少是在感觉上理论上靠近了，但一个更加可怕的现实是，这只是一个转折，也就是说城堡又在一个十分脆弱的关系上被绝望地推远了，回到了某种城堡固有的所在，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剩下的不仅是转折了，成了一种意义上的递进关系。也就是说它那绝望的不可知性，反而另一种似乎可能的可知性却在加大着你去接近的愿望。

    在K与巴达巴斯一家的交往谈话中，我们看出阿玛莉亚便是在与某个城堡老爷的关系中耗尽了她的青春和家庭。假如说奥尔加还存有一丝努力的话，那么被她鼓励进入城堡送信的巴纳巴斯却成了又一个巨大的谜。因为无法言说的信的那种荒涎性，我们看出巴纳巴斯比城堡本身还具有那种宿命的虚无的杜撰的无限不可知性。

    当然，在《城堡》中，卡夫卡试图让K与弗丽达，有了某种现实性，试图在爱与感知这个命题上，让弗丽达快速越过社会性的条件，直接与K产生感情、关连和一体性，但很快我们发现即使在这样的挣扎中，K对那个至关重要，决定他进入城堡的克拉姆老爷，有了利用弗丽达与其谈判的想法。这不仅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其实更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想法。这种想法有一种先天的亢奋的因素。它几乎是很好地提升式了K在整个故事中的品味，因为这不是寓言，这是一个事实故事，所以K必须得真正明白他自身所能做的，因而每当他取得了一点点进展，尽管这种进展很快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他也会为这种进展的下一步准备一个主动的行为方式。因此即使弗丽达与助手离去，其实K还是会去寻找那些老爷或者是他们的秘书，他是一个在自身的姿态上保持活跃的人，也只有这样，城堡才不至于是个远景，才会成为一个一直被纳入到脑海的一个形象。

    K的努力也许是十分低效的，但他要克服的或许仅仅是一种惰性，他追随的并不是什么别的，正是城堡给他的一种存在的实际可能性，这几乎成了他的工作。至于土地测量员，反而成了一个身份，工作便是这个身份的惟一的外延，工作便是在城堡的附近，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