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桥：彼此不需解释的道德
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道德的主要表现是一种抑制，即使道德本来就是一种抑制的形态，那我们这个时代恰恰在抑制的方式上达到了一种极端的谐调。然而这种谐调是有代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牺牲了人们说话的能力。特别使我们失去了对道德的评判，我们似乎与道德形成了一种相互认同，然而事实上道德正已危险地脱开伦理的基础，而隔人一种具体的规范化的指称中。道德的言说本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但今天我们普遍放弃对它的言说，又正好说明了人们对这种言说充满了畏惧，人们在某些方面已被道德所拒绝。道德的阶段性的普适已无法成为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存在，道德甚至和信仰，革命与命运一起，构成了意识形态的隐形的支柱。道德高我们很近，我们却不能抓住它的言语本质，也抓不住它的宽容，在人类的纵观的角度上，它也失去了它自身的规则，道德不仅遗忘了它的功能，同时它也遗忘了它的历史，它成为现存社会的一种结构，并在这种结构的运动中支撑了社会的权力体系。道德的感受本来是对权力的一种消解，至少是对权力的一种平等的观察，但由于主体对于道德的个人感受的丧失与弱化，道德更多的参予发生在权力的作用阶段，而对权力的产生和建构失去了它的批判性。
我认为道德是制度危机的产物，它从根本上，是对制度的一种延缓，在每一个方向上，对制度作出柔化，但正因为制度必然会产生，因而道德不以制度为前提，它由社会来生成，又必须被个体所觉悟，个体与道德之间是一种选择性的关系，不是选择某一种道德，而是选择道德作为自己对这个社会作出承受的一种心理准备。从这个角度讲道德在个人与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亲和力。尽管制度的产生与形式，有社会阶级运动的原因，但道德若与个体之间缺乏心灵的默认，那么这种制度便会在阶级立场上偏向于某种强制性，因而对进一步的权力运作产生倾斜性的姿态。即使在一个制度正常的体系中，权力仍然会对道德形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同样也类似于个人对道德的推崇，它们都对道德形成了好感，然而道德表现的只是一种虚无的张扬，而在它本体抑制的那个方面，它的收缩取决于制度与个人的关系紧张程度，在一个制度强硬的系统里，道德往往是亲近于人的，而在一个制度宽松的系统里，道德却与个人之间出现某种对立，这种原因来自于道德的阶级性的维护，也就是说道德对它自身的解释是次要的，它主要是为了保持阶级性的差别，道德在抑制的同时，也就表现了它的内在的分裂性，因而道德从来都没有某种一体化的标准，道德往往是行动中的修正性的经验，它必须学会对不同主体的适应，它与心灵的关系在阶级意义上是魔术性的。从所有已经出现过的社会形态来看，道德的亲和力远远胜于它在抑制时分裂的伤感，道德出于制度的危机，却在危机的外围对于制度形成了短暂的放弃与冥灭，它恢复了某种人本的尊严，尽管这种尊严是一种假相，但道德仍然要处于这种目的中，它必须对权力的运行做出缓和的社会性的假设，它给定了人的前提，并在情感的意义上使人能够抒发某种困惑，这种困惑当然便是道德的困惑，因而道德是一种牺牲性的存在，它类似于寄生物，但它却以思想为载体，为权力提供了通道，尽管这通道本身是结构性的，但道德为它们在心灵的集体中找到了这种结构的原始的途径。
道德提倡交往，这也是哈贝马斯的观点，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仅仅从哲学的意义层面上缓解了现代制度的危机，它不能从情感上改变道德的虚无，因为制度为一切交往提供了空间，从而也就使这样的空间限定在它危机的前端，因而交往中的道德更多的倒是对危机的一种认同，而不是对危机作出反应。道德从来没有公共性，它的公共性是阶级运动的起点，也就是说它是阶级的确立，而不是阶级的斗争，因此它往往是制度性的合法，而不是集体的合法，道德成为感受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阶级的选择。当然道德这种规范在更多方式上是隐形的，它的变化性多于它的机械性。道德要承担繁重的社会义务，然而却又在感受的层面上被个人加以软弱的亲抚。道德在制度那是个婊子，到个体那里却成为兄妹，这是一种苦难。然而阶级、制度、权力和危机，却从不会加重它除了亲和之外的馈赠，它把道德的原初规范扔到人群中，然后让它发酵，看它在集体中欢笑，看它是如何的欢笑。
然而在当今，道德是抑制了，这不是什么可怕的现象，道德的抑制是人的彻底不再言说的绝好的证明，为什么要言说它呢？因为它的本质，还是因为它不能缓解我们社会性的忧虑？道德这团酵母，在制度那儿再也不会反馈任何信息，制度与个人之间失去了这种沟通，彼此不需解释。在当今的西方和东方，即使在市场性的话语制度中，也找不到任何道德的萌芽。道德在某个方面已成为它本身的历史，道德和制度一样，已走过全部的试验，现在的一切、已是事实，而且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意味着对制度作出革命，而不仅是对人们作出新的解释。我们之所以还能记住所谓的道德无非是因为我们的感情使我们倾向于内心的回忆，假如没有道德也就无所谓制度，也就无所谓阶级斗争和它的革命般的历史，但道德是存在的，这是我们要一再提起的，尽管我们的现实是沉默的，但道德具有极大的言论的可能，越是沉默于它，越是会将其喊亮，这是人性的危机，是人性的弱点。要不了多久，情感极度的迸发会首先对道德作出呼求，那时的权力恰好在湿润地阴郁地建设着我们，使我们身处其中。
道德的协调是制度规范，特别是制度和它的文化之间达成表示一致的协调，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来讲，道德便是它的粉粕，只有擦上这样的粉，才会对阶级性的差别失去警惕，才会使个体感受到文化的宽泛与所谓的积极的人生。而文化从来不可能离开道德对社会作出它自身的描述，文化是对道德的夸张，特别是那些社会性的文化，而作为个人文化的个人叙事，却在感受的层面上必须肯先冲破道德的限制，其次才能表达，因而道德是对个人叙事的扼杀，个人叙事的存在在本质上说便是对道德的清洗。因此整个社会的文化便在制度的压力下始终处于对道德与个人精神的平衡上。道德的出发点是消极的，但它在阶级斗争的结果上却又是积极的，它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温暖的，这说明道德的普及正好与文化的制度建设是同步的，其实道德是在一种危机的威胁中建设了心灵中的价值准则，这套准则无论如何审美，但它的前提仍然是要为这个制度接受它所提供的历史，事实以及经验性的材料。说道德从制度危机中脱颖而出，并对危机作出缓解，然后在社会结构中制造某种夸张的文化修饰，这是从权力的线路以及制度的合法化方面来谈论的，而我们又都知道道德往往在内心确实形成自我安慰的亲和力，它甚至会成为我们主动叙事的起点，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比如我们越是畏惧一个东西，我们反而越是要依赖于它，这正好解释了人性的弱点。
道德之所以能从制度的构架中通过文化的修饰进人人的主体，很大程度上便是找到了人性的缺口，然而在这个从制度到个体的暗示过程中，它既是显性的意义，又是隐性的形式，实际上，它表现了我刚才所提到的道德的魔术性。这种魔术性在阶级立场上是一种社会现象，而处于人的主观意志中便是对道德自身的美化的修辞性的自我标谤，从而进人主体的价值系统。但道德对价值的建设仍是以抑制和收缩的方式来进行的，由于它的魔术意味地增加了它的神秘而虚无的美感，因此价值的标准似乎依赖于道德，这是一种反证，道德是对价值的制约，而不是对价值本身的衡量，但正因为个体对制度是渺小的，是一种怀疑性的心理观测，因而道德便通过对制度的解释而使价值得以在所谓的宽松的环境里得到一种所谓的标准。道德的魔术性使它在个体的感受里冒充了一种原创的形态，因为主体本身的没落和意志的涣散，它随时都在假定的意义上赋予个人以对任何一个对象的平等的虚拟关系，这种平等最终还是要被虚假地投放到社会系统里，从而使制度与个人的关系魔术般地假定为类似两个个体的关系，因而道德在成熟的阶段缓解了它对制度的暧昧，它更多表现为在集体内部对心灵的安抚。道德不会一体化，道德是充分丧失标准的，这不仅来源于它的魔术性的中介特质，同时也因为它干预了人们的审美，它使经验材料在心灵的运动中显得十分的物化，显得十分的庞杂，因为道德掩盖了材料的制度背景，而使它难以在心灵的原创的欲望中消解，迫使人们接受审美的必需性，而否定了人们是否对它们进行审美的审查，因而道德对审美的干预实际上就是对思想原创性的扼杀，道德对个人叙事的扼杀也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我们在精神领域所一再强调的道德正是我们一味地抽象并假设的个体的道德，但实际上，道德从来都是在对个人发表亲和力的同时，必须对制度的立场向个人作出全面的暗示，这是道德的主动性的目标，它只有将个人纳人制度中，它本身才能合法化，否则它自身不能存在。而我们却往往倾向于道德对个体的亲和力，而忘却它在制度那儿所表演的社会思路，我们人群中的民间性的道德因而在本质上是被抽象起来的，是彻底魔术化的。道德将一直与个体之间在感受的层面上进行心灵的争夺，道德的言语可能是巨大的，但道德却始终是能够在集体中被具体化的，它给了我们过多的夸张，给了我们毫无实质性的内容，但我们却热爱着它那层出不穷的比喻以及对任何痛苦的无边的修饰，而我们也不会完全觉醒，我们仍要将道德以常识的方式牢记在每一个行动的瞬间，道德这种魔术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