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范式

　　
　　摘要：本文使用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的概念，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范式理性思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本文是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发展以及影响的制度变迁的研究，它尤其关注条约与战争形势以及战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它不过是一个初步的研究，主要来自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和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些理论的有些观点在解释这个条约时有些牵强，然而有时的解释却是惊人的简单。本文确实代表了笔者的一些思索，它确实对历史中的契约形成和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案例。我在承认“价值相关”基础上，保持“价值中立”，试图用经济学的视角评价历史中的人物和实例。

　　关键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交易费用 制度变迁   意识形态

　　一、条约签订的背景、内容和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东西方形成了两大战争策源地，这就是东京和柏林。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核心一直是防御德、日法西斯主义可能对苏联发动的进攻。为了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北上侵苏，斯大林对蒋介石政府一直采取合作的态度。

　　苏联为了激化英法和德意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厮杀，为了巩固自己的西部防线，与一向视之为“战争贩子”的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鼓励德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两国。这种损人利己的策略是苏联一贯奉行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与此同时，苏联还和德国签订了秘密议定书，划分了双方在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的势力范围。

　　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在凶险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与纳粹德国签订的。这次苏德谈判之所以取得突破，主要在于慕尼黑会议后欧洲政治局势演变中双方的战略考虑。这个条约暂时有利于苏联，但更有利德国，不利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对世界和平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综合考察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原因，既有苏联主观意识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因素的作用，也有国内外不利的客观条件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对德国骗术的轻信。

　　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西方国家与苏联的矛盾激化了。矛盾发展到30年代末，英法的主要战略对手是苏联，同时在东欧地区利益问题上与德国冲突又日益尖锐。而纳粹德国向来仇视共产主义，要向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也必须经由东欧的通道。对苏联而言，英法是所谓“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冲突显而易见，而纳粹德国的崛起更直接危及苏联的国防安全。故此，英法、德国与苏联三方之间的博弈与斗争便开始了。希特勒一面声称要消灭社会主义苏联，一面又加紧准备向西方侵略扩张。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英法等国一味退让，不做抗击德国的准备，希望德国会停止扩张，这就是绥靖政策。为此，英法还与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希望把祸水东引。当时，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安全及利益，故此放弃与英法共同抗德，反而与德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以争取时间及空间应对德国在日后可能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希特勒为了达成闪电战军事效果，避免过早与苏联发生冲突，故也愿意与苏联签订非战条约。

　　条约规定

　　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

　　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

　　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

　　条约有效期为10年。

　　除互不侵犯条约外，德苏还签订了一份秘密附加协议书：

　　波罗的海地区如发生领土或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疆界将成为德苏权力界限，在这方面，双方将承认立陶宛在维尔诺地区的利益。

　　如波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德苏将大致以纳雷夫河、维斯拉杜河和桑河为势力分界。维持波兰独立是否符合双方利益，与及如何划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

　　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她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宣布她在该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双方将视本协议书为绝密文件。

　　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历史过程看，苏联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避免一国抗德，与德签约，这是苏联本国内部事务，别国无可非议。但从客观上看，却影响极坏。

　　首先，苏德缔约，助长了德国的侵略气焰。缔约一周后，德国实现了“白色计划”，侵入波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而苏联在苏德战争开始之前，不再将德国法西斯作为战争的罪魁祸首，反将战争的责任推给英法，袒护德国法西斯，强调德国的和平愿望。给德国解除了后顾之忧，毫无顾忌地在欧洲恣行，不到两年时间就侵占了整个欧洲大陆，作好了进攻苏联的准备。

　　其次，苏德缔约，削弱了世界民主国家的抗击法西斯的力量。正当法西斯猖獗全球时，根据苏德秘密协定，苏德互相默许了对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这使英法美疑窦丛生，加上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宣称中立，致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直未能组成，世界各国民主力量较为分散和孤立，不能有效地集中力量制止和打击法西斯势力。

　　 再次，苏德条约没有促使苏联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苏联一直认为，苏德缔约为苏联赢得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进行战争准备，实际上苏联并没有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以至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苏联还一直认为，苏德缔约后，苏联把西部边界向外推进了１５０至３００公里，总面积达４６．５万平方公里的一系列行动，是建立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是为了“造成对纳粹的胜利”借以防止把这些国家变成为希特勒德国宰割下毫无权利的殖民地”。当时这种举动牺牲了波兰及东欧其他小国的主权、领土和利益，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感情，而实际上苏德战争初期，“东方战线”一击就溃，丝毫也没有起到抗击纳粹德国的作用。

　　第四，苏德缔约直接影响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声誉。到苏德签约后的９月下旬，欧洲各国共产党仍坚持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保卫祖国，支持政府抗德。但共产国际在这期间，却跟着苏联外交策略的变化，放弃了“七大”正确的世界战略，降下了反法西斯旗帜，来了个急转弯，向各国共产党指示，强使处境不同的各国党服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要求他们从“反法西斯战争”转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即同时反对英法和反击纳粹德国。要求各国党挫败本国政府反击法西斯战争，迫使本国政府立即与德国实现和平。

　　二、科学化的历史学

　　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过去的选择形塑了今天和未来的制度，因此，将制度理论整合到历史的分析中去，才能更好的理解历史。

　　传统的历史学家已表现出对使人类行为得以发生的制度的兴趣，一方面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包括了对人们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检验。另一方面，经济史学家则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用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来解释过去的事件。许多史学著作往往热衷于对政治、军事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发展的研究，正如这些复杂的制度已随历史而演进的一样，已形成的这些复杂的经济制度为这一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得以生存和实现的框架提供了一部分内容，尽管历史片断往往从一些理论形式中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用于帮助理解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论却很少。在缺乏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局限于记叙、归类与描述；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纠缠于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的研究过程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科学进展。而愿意承认这些局限的历史学家却很少。

　　如果史学家对经济发展进程的解释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洞见力，其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于由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因果结构的蓝图。直到“更好的’理论被创造出来以前，没有人会责备他仅仅依赖于他的直觉知识。

　　不过，这些理论能够预言未来和解释过去的理论更有可能从那些关注于逻辑的理论家与解释过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点滴与片断中形成。在对解释经济演进过程的理论的探索中，我们必须不断地从理论到事实，再回到理论。

　　三、制度变迁理论

　　1、概述

　　诺斯认为“ 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约束” 他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实施机制。约束条件可以是非正式的(如社会规范,惯例,道德律),也可以是有意识设计或规定的正式约束.正式规则包括政治规则(宪法,政府管制),经济规则和合同.经济规则用来界定产权,即使用和处置经济资源并从中获取效用或收益的权利束。契约的建立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契约能够低成本的实施。他认为：“经济制度之所以发生创新是因为在社会中的个人和集团看来这些变迁史有利可图的。”

　　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种新的结构的收益超过了制度变迁的成本时，就会产生新的制度；如果制度不发生变迁，那么就说明变迁的成本超过了收益。制度变迁到的需求由技术、要素禀赋和生产需求等构成。强制性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的引入来实施的制度变迁。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契约的强制性变迁。按照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这本书的思路来进行的。

　　制度理论中人的行为假定，诺斯认为主要分析两个方面:人的动机和对环境的辨识。最终他得出的行为人假定为以下几点：

　　1、均衡概念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工具，然而，均衡并非仅有一个，多重均衡的产生源于复杂的外部环境。在二战爆发前，德国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境地，也曾试图使英国屈服，让美国袖手旁观。苏联也同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些都可以达到多重均衡。

　　2、理性人面对重复的环境可以理性的行动，然而面临不确定的环境，信息是不完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希特勒和斯大林面临的都是不可确定的环境，他们只能用自己的适应性预期来试试自己的选择。

　　3、行为人希望改善结果，但信息反馈系统可能非常差，由于信号的混乱，行为人无法识别出哪个才是最好的备选方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柏林看来则是成功的麻痹了敌人。事情的发展都超出了当事人的预期。

　　4、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希特勒为自己庞大的日耳曼帝国兴奋不已，斯大林则偏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在广大东欧国家而实施。

　　5、这些假定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对于真实的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则是力不能逮。

　　2、制度的需求

　　有限理性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由于德国不想面临两线作战的境地，苏联又想粉碎英法祸水东引的阴谋。双方需要用契约来促进合作，从而为自己的安全作好准备，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即安全功能。契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苏联作为一个被孤立的国家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外部性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苏联需要有国际的贸易，这些功能称为经济功能。苏联当时面临着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急于从中打开缺口。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苏联和德国才使得条约得以顺利的签订。

　　3、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中掠夺轮和契约论两种说法，前者认为国家是掠夺和剥削的产物，后者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诺斯提出了暴力潜能论分配论。若暴力潜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则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就会产生掠夺性的国家。显然，苏联和德国都是利用政党来进行剥削的集权国家。两个国家都建立了一套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政治制度，共产党和纳粹党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保证了政治组织的报酬递增，极大的促进了大集团的行动。另外，两个国家都试图建立保证社会成员利益最大化和经济组织报酬递增的产权制度。但由于两个目标的冲突，苏联无情的剥夺了农民的利益，实行重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并实行了残酷的大清洗。纳粹则为了自己的统治，疯狂的迫害犹太人，并残忍的将其杀害。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惜牺牲经济的增长。

　　这两个国家都符合诺斯教授所定义的国家的三个特征，即国家在制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是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服务和保护的服务作为交换。共产党和纳粹党都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标榜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用自己描绘的理想蓝图来激励人们进行大集团运动。

　　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集团设计不同的产权。纳粹为日耳曼民族设定最大化的产权，不惜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苏联为工业化也使农民的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并且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三是两国都面临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着的竞争。德国在一战战败后，始终有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宣扬雅利安人要为自己的生存空间战斗，而且法国始终对德国怀有警戒心理，为打压德国不遗余力。苏联的斯大林一方面要面临德国的侵略，另一方面还要警惕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为此，他一方面进行大清洗，一方面与德国求和。

　　4、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人们对现行政治制度结构中的作用做出道德评判。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不论是纳粹所宣扬的争夺生存空间和人种论，还是共产主义的蓝图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有效地防止了搭便车，节约了交易费用，使得大集团运动成为可能。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也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德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就认为铁和血是重要的，他们崇尚进攻和掠夺，苏联人在马列主义的影响下，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当然，这也由其所处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德国后来出现了舒和兄妹，他们的的信仰是：纳粹这样的暴政没有理由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然而他们都曾狂热地信仰过纳粹。汉斯15岁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索菲12岁时也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联盟，他们热切地参加纳粹组织的一切活动。后来，由于他们的所见所闻与自己的纳粹的意识形态不符，他们才转变为反纳粹的斗士。后来苏联解体，许多国家领导人退出共产党，也是意识形态的转变。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德国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当时欧洲几乎人人一本《我的奋斗》。苏联经过大清洗后，着力培养斯大林的个人威信。然而，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

　　5、制度变迁的路径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除了相对价格的变化外，路径的依赖也是很重要的。笔者在文中使用了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来分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演进过程。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再加上一战的赔款问题，使得德国的经济形势趋于恶化。纳粹实行国家干预着力建设了许多军用设备，只有通过对外战争才能将其消化，因此德国只能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苏联在一战后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绞杀。和平来临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却保留了下来，并在战胜德国后形成集权式的“斯大林模式”。

　　第二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是不重要的。而随着报酬递增和市场不完全性增强，制度变得非常重要，自我强化机制仍起作用，只是某些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进，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2）学习效应，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3）协调效应，通过适应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它正式规则以及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这项正式规则。（4）适应性预期，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总之，制度矩阵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第三由于制度变迁很复杂，所以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诺斯认为，“在具有不同的历史和结果的不完全反馈下，行为者将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因而会作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因此，制度变迁过程中，边际调整就不会完全趋同。”所以，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行为者的不同的主观抉择，既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不良制度或经济贫困国家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四、模型的解释性

　　即使理论是与一些相关的初始条件相结合，而且在原则上是可操作的，历史学家也必须认识到，从理论中所派生的“法则”是可能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在同样的方式下，经济理论家能预见典型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但却不能对单个的决策单位的行为做出有意义的预见。

　　在应用交易经济学的观点看待历史中的政治时，我们不必认为政治关系的权力因素仿佛是被某种方法论魔术挤榨出来的。在交易范例中最终构造政治模型的公共选择观点，我们可以把政治和政治过程的大部还原为复杂交易、契约和协定这种结果提供一套在经验上假说。因此，科学劳动的正确划分要求“政治科学”学科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组织的安排上。

　　政治应该是指各种使“私人评价或私人利益空间”进入潜在冲突的相互作用。因此，政治的范围是由包括了行为因素、制度因素和那些更一般的因素的相互作用本身的技术决定的。可以这么说，唯有处在国家为追求自己目标而采取的行为范围边缘上，评价和利益才进入潜在冲突。

　　我企图支持下列命题：

　　1．在既定的行为受到制约的体制下，交换者之间通过在一种合法的政治秩序中的自愿交易，会保证资源流向其利用价值最高的方向，并且会保持在这种最好的利用方式之中。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德双方都认为签订条约对自己有利，都有自己的利益剩余，也是双方达到了最大的福利，所以他们会签订契约。

　　2．对于资源的最有价值的使用方式是依赖于体制环境的，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自愿的交易才得以发生。作为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在理性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下，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使得契约的签订最终完成。这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实现了供给者和需求者的福利最大化，但它们产生了外部性，那就是以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两国会受到谴责，这也是契约签订双方的交易成本。

　　3．契约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在体制约束下进行操作的人们之间所达成的一致性是完全相当于在这种已经确立的规则中进行的自愿交易。在德国没有将法国击败的前提下，苏联没有完成战争动员时，双方都会遵守条约，没有动力去破环契约所确定的不稳定的均衡。

　　

　　契约的效率                        契约的供给

　　均衡的效率

　　

　　

　　

　　                                契约的需求

　　                        均衡的契约

　　契约的规则

　　4．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中一些 “交易成本”障碍可以在关于体制改革的假设中得到更为恰当的分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代表了契约的一个不稳定均衡，双方都为自己在争取时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成本和收益已经做了具体的分析。接下来就是实施的费用。契约能够低成本的实施才能使制度达到有效地均衡。显而易见，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相对价格的变化，这个条约只是一个暂时的均衡。巨大的交易费用和巨大的潜在利润使得这个条约注定会无法有效地维持。关于制度变迁的最终检验尺度是存在于有关的交易者之间所达成的一致性之中的。尽管在一种给定的环境下，可能存在可以获取的外部潜在利润，但一种新的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一种情形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当德国将法国打败时，进攻苏联就变得有利可图。然而，一旦德国键入西线作战的战争泥沼不能自拔时，苏联不遵守条约就是理性人选择。另一种情形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德国实行的闪电战和激动坦克部队作战的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进攻苏联的相对成本在降低。因此，制度均衡状态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的。可见，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诱致了制度安排的再变迁。

　　我认为制度变迁和交易双方的预期也有很大的关系。苏联人为德国会先打败英国才会进攻苏联，因此，他们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也没有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德国一心想要给苏联致命一击，他们处心积虑的麻痹苏联，在暗中却加紧准备，形成破环契约的一方。当然，如果德国被英国击败，苏联也可能成为破坏契约的一方。

　　如果模型是完全有用的，它在理论上应能预见两类事情：

　　1．在一系列已确定的制度和一些非均衡的力量既定的条件下，模型应该能预言新形成的制度是否纯粹是个体的，它是依赖于一些自愿合作形式，还是依赖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显然，的过所破坏的均衡是在政府的强制力下完成的。

　　2．它应该能对初始的非均衡与新的制度的建立之间可能消失的时间阶段做出一些估计。尽管有这些既定条件和局限，我仍认为它的应用是有价值的。德国在进攻英国成功后肯定会进攻苏联，但令苏联失策得是德国在进攻英国失利后也迅速向东线发起进攻。在此，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于对制度变迁的理论需求。

　　我的基本假定是，安排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而这潜在利润取决于制度变迁的主体的预期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在此模型中，产生于安排变迁后的潜在利润的增加，只是在一段滞后才会诱致创新者，使之创新出能够获取潜在利润的新的安排。《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样的均衡未必是永久性的，因为下列两种类型的外在事件中的任一事件都能衍生出安排创新的压力。

　　1．安排创新的潜在收入可能会增加。原因是，德国击败法国后，破坏均衡的交易费用降低，并使服从报酬递增的新技术得到了应用。

　　2．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的某些变化可能影响制度环境，使得德国认为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功侵入苏联成为可能。

　　五、理性思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我理解的理性思考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中的条约的签订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只从自身利益评判是非，否则就无公正可言，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苏联作为反法西斯的一个主体，他们也为了国家民族在不断地抗争着，努力着，应该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苏德条约争取了对苏联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使苏联赢得了宝贵的22个月的时间，并使日本在国际上更加陷入孤立。对苏联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更有利，不仅打破了英法勾结起来反对苏联存在的企图，而且打破了德日法西斯的反苏联盟的夹击，使苏军在军事上避免了两线作战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中的条约的签订时，必须考虑条约的可行性，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条约签订的理由。契约低成本的实施才能成为可能。

　　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历史条约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成王败寇”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在庆祝卫国的胜利时，也不应忽略该条约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分裂，损害了各国共产党的威信，破坏了开始形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使苏联本身丧失警惕而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战士共产主义所形成的经济体制，形成了锁入效应，使得无效率的组织保存下来，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们探讨一个历史条约的签订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于价值中性的判断，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促进更有效率的制度形成，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

　　第五，契约签订的双方都有破环契约的动力，破环是双向的。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准备的充分，故率先撕毁了条约，也因此受到舆论的压力，增加了自己的成本。但谁又能否认苏联就没有撕毁合约的可能性。

　　结语：理性的思考要求我们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更准确地得到说明其成本收益分析，演示制度变迁的过程，并能与一系列同政治军事环境相关的初始条件相联系时。它可以解释类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样的契约过去所发生的安排性创新那样的进程，并说明制度的演进是双方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吴于廑          《世界史:现代史编》         1995

　　2. 道格拉斯.诺斯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    1988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1984

　　3 布坎南            《自由、市场与国家》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