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冰心辞世十年(之六)

   冰心先生是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是许地山先生和瞿世农先生把她“拉”进去的。她实际并没参加活动，因为她年纪最小，别人都是她的长辈或者老师，她不好意思去。她和许地山先生比较熟。在燕京女大许地山先生是她的老师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曾一起编过杂志。以后又同船去美国留学。在船上她曾托许地山先生找一位同船的吴先生的弟弟，叫吴卓，结果找来的却是吴文藻先生，无意之中掀开了他们两人的交往乃至后来恋爱、婚姻的序幕。后来许地山先生和周俟松女士结合，结为恩爱夫妻，婚姻消息是在燕京大学一位美国女老师的家里宣佈的。那天全是说英文，轮到冰心先生致辞，她用中文致贺词，讲了刚才船上那段趣闻，说那天和今天对彼此来说恰是一种“交换”和“补赏”。

    冰心先生在燕京的学生里面，最喜欢焦菊隐和高兰。她那时刚二十六岁，而焦是大龄学生。她讲高年级的选修课欧洲戏剧史，照本宣科而已，故劝焦别听。有一次在教室里行脱帽礼，焦先生脱了帽子，里面还有一顶压发帽，冰心先生说“您的帽子还没脱！”引起哄堂大笑。焦先生后来办中华戏校，有四个班，德、和、金、王，出了许多名角，王金璐、李玉茹等等。冰心先生爱听京戏，焦先生专门为冰心先生在吉祥剧场留一个包厢，她可以随时去听戏。

    冰心先生和梅兰芳先生有很好的交情，可惜对此冰心先生也没来不及写。林纾是冰心祖父的朋友。梅先生到福州去唱戏，义演，不要钱，为的是只要林纾一首诗。这首诗冰心先生居然还背得，而且当我的面写了下来，只是第一句的头两个字记不清了。我问她：“这么多年了，您为什么还记得？”答：“喜欢后两句”。我记得最后一句似乎是“竹箫银笙演葬花”梅先生那天演的是《黛玉葬花》，一个人表演，戏又很短，比较简单。到梅兰芳先生和福芝芳女士结婚时，林纾送的匾是“芝兰之家”四个大字。到北京时，房东老太太常请冰心母亲去看梅兰芳唱戏，但母亲常犯头痛，不愿去，都由冰心代理，那时冰心十三岁，而梅兰芳十九岁，后者常和王瑤卿先生配戏。当时，冰心觉得梅兰芳长得真漂亮，不像在烟台看野台子戏，大男人扮女人，花衣裳下面露着大鞋，还是破的，脸上也一踏胡塗，和梅兰芳一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解放后，冰心先生、梅先生和周培源先生都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去得早了，常在一起聊天，梅先生说自己“又肥了”，冰心马上说：“别再胖了，不好看了！”其实，比起来，梅先生比程砚秋先生要苗条多了。程先生当时扮起来“殘不忍睹”。梅先生那时演《贵妃醉酒》，身子要向后弯下去叼酒杯，真不容易啊。在燕京时，学校曾请梅先生去演戏，然后吃饭，由冰心先生做陪，梅先生告诉她，他小时候练功，要在水缸沿上走，缸中有水，老师拿着鞭看着，走不快就打，太苦了。冰心先生表兄刘放園先生到上海住在姓沈的朋友家，冰心先生去看表兄，在门口按铃，正好梅兰芳先生坐车也到了门口，便一同进去，要在院里走很长一段草坪，她拿着一只小皮箱，梅先生便帮她拎着，后来表侄说：“表姑啊，真不简单，梅博士当过您的‘红帽子’！”冰心先生说：“梅兰芳先生很风雅，写字画画养花养鸽子，样样行，很有修养。”

    吴祖光的父亲吴瀛先生和谢葆璋先生是好朋友，原来都在北京，后来，1927年，谢葆璋先生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局长兼海道巡防处长。以后谢先生把海道巡防处长的职务让给了吴瀛先生，吴先生也由北京到了上海，不过冰心先生从未对吴祖光先生提起过。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丁玲先生的。丁玲先生在回忆录里从未提到过，丁玲先生在回忆录里从未提到过。丁玲先生在南京由狱中出来后，被软禁在家中，很苦闷。冰心先生知道后，约她出来同游玄武湖，在船上说话方便些，有萧乾和李达同在。李达曾对丁玲说，不妨借机逃出来离开南京。后来，丁玲果然伺机潜入了陕甘宁边区，到了延安，开始了新生活。1953年丁玲先生和老舍先生曾联合介绍冰心先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情书曾经放在两个盒子里保存着。吴文藻先生印有专门的信纸。在美国留学时，吴文藻写得很频，基本上一天一封。同学们都知道冰心有一位好朋友，就是每天写信的那位。抗战时，吴家离开北平时，两盒情书寄存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后来遗失了，下落成了一个谜，不知道是被毁掉了，还是还存在人间。

    熊佛西先生也是同期的留美学生，回国后曾写过一个剧本，里面有一位军官，到演出时，曾向张学良部下的一位军官借军服。这场演出被张的另几名军官看到了，发现了那军服，向张学良报告，结果引起张的大恕，下令逮捕两位导演熊佛西和谢冰心，因为海报上是这么写的。他们二位都在燕京教书，演员又都是他们俩的学生，所以连谢冰心的名字也写上了。当日冰心先生请卢隐女士吃饭，在校中遇见了熊佛西，只见他神色慌张，不解。后来又遇见了司徒雷登先生，后者向她说明了缘由，建议她赶快到外教家中去躲一躲。冰心先生笑着说：“我几乎被张学良抓去枪毙掉。”

    五十年代中，反“右”之前，曾有人劝冰心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刘白羽、邵荃麟二位，冰心先生没有入，主要觉得自己不够条件。

    冰心先生在燕京女校读书时，在学生会负责宣传，她曾请过四五个人来讲演，有鲁迅、胡适、罗素、杜威。那是唯一一次和鲁迅先生谈话。讲演时鲁迅先生在台上讲，学生坐在台下听，冰心也坐在台上，当联络人，坐在鲁迅先生后面的角落里。

    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由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不公开，以利保护其他仍在日本的朋友和同志。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绝不要对外说，“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硬顶着，不吐一字，心里就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回国后第一次受宴请是由胡乔木同志经办的，由李克农同志出面作东。从那以后，每逢过年总有安全部的同志来探望她。在那所平房里冰心先生一家住了一年多。第一批秘密来家看望她的老朋友有陈叔通先生、老舍先生和他的秘书葛翠琳，以及罗常培先生。

    冰心先生的母亲病逝在上海，对她最后的日子冰心先生写了一部叫《南归》的回忆，是她最好的作品之一。母亲是土葬，用了一口钢棺，有玻璃面，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父亲后来病逝于北平，火葬，骨灰装入小盒，运至上海和夫人一并合葬。原来有人提议请郑孝胥写墓碑，他是冰心先生祖父的朋友，幸亏没采纳这个主意，是让表兄刘放園先生写的。可惜解放后，这座坟不知所终，下落不清。

    刘半农先生是无锡人，吴文藻先生是江阴人，为近邻，过去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故两人被朋友们戏称为“强盗”。吴、谢婚后，刘半农先生曾送来一枚图章给冰心先生，刻上“压寨夫人”四字。赛金花是冰心先生介绍给刘半农先生认识的，并由她带刘前往赛家，为的是写《赛金花传》。见面那天，赛金花自己还专门打扮修饰了一番，身旁有北京吧儿狗，不止一只。

     冰心先生跟刘半农先生的弟弟刘天华先生学过弹琵琶，原来想学吹笙，但刘天华先生说她以前吐过血，学吹笙恐怕对身体不利，以学琵琶为好，故赠冰心先生一个小号的琵琶，因为冰心先生长得小巧。可惜，仅学了几次，天华先生就英年早逝了。冰心先生说，刘半农先生要比刘天华先生幽默，爱说笑话。

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结婚典礼是在燕京大学里临湖轩举行的，证婚人是司徒雷登先生。临湖轩这个名字是冰心先生起的，三个字是胡适先生书写的，刻在木匾上，用墨绿漆着色。“燕京大学”四字则是蔡元培先生所书，现今都应该是文物了。

     在燕京大学冰心先生住在燕南园60号，是司徒雷登先生专门为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夫妇盖的二层小洋房，设计得当，盖的质量也很好，厕所在二楼，厨房在一楼，利用烟道的余热可以把水加温，老有热水用。此楼以后向达先生和翁独健先生也住过。吴谢一家由1929年一直住到1938年。1937年由欧洲旅行回来住了不多的日子，就爆发了“七七事变”，1938年由沦陷的北平逃出，经上海、越南等地到了云南。

    结婚典礼当日，脱下礼服之后，穿上普通衣服，坐上司徒雷登先生派的小卧车，被送往西郊的大觉寺。燕南园60号当时还未完全装修好，要等一些日子才能入住。那是个星期六，派了一名工友给二位新人做饭。星期一还要赶回来上课。汽车后面按美国习惯挂滿了破鞋，取祝福之意。到大觉寺住在禅房里，屋内只有两张帆布床，和一张白木桌，还是三条腿的，用砖垫着。小汽车引来许多附近的居民在庙外观看，问是干什么的，答是送新娘子的。“在哪儿？”“在那儿！”用手一指，只见一名年轻妇女坐在庙门的门坎上，正在啃黄瓜。冰心先生爱吃生黄瓜，庙门口有卖的，便买来，坐在门坎上当场吃起来。村民大惑不解，连说：“不像！不像！”

    这就是冰心先生，一位樸实无华的、相当特别的、但又完全真实的冰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