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隔离：如何平衡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

甲型H1N1流感流行，不仅带来医学上的挑战，也带来观念上的挑战，而且可以说，后一个挑战一点也不比前一个挑战容易解决。

截止目前为此，就是否应该对本国公民采取医学隔离措施，中国已与墨西哥、加拿大发生争执。

许多民主国家的政府都不愿实施医学隔离，因为这种做法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限制个人自由。墨西哥、美国和欧洲等地的政府在遏制甲型H1N1流感病毒蔓延方面一直避免使用隔离手段。

然而，由于亚洲经历过2003年的高致命性非典(SARS)疫情，因此这里更愿意接受隔离的做法。香港、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当年都曾广泛运用隔离以遏制SARS疫情。

毫无疑问，谁也难以确切评估隔离对预防类似流行疾病的效果，事实却经常告诉我们，被隔离的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具备危险性。但这又不足以证明隔离的错误，因为不采取隔离措施，万一有人携带病毒病将病毒传播到广大人群中，就有可能让整个社会承担巨大的风险。

被隔离是为整个社会作牺牲，考虑到一个人很可能仅仅因为与某人坐过一辆车、一架飞机，就要被迫作出这样牺牲，实在是太“倒霉”了，国家对此权力就没有道理不谨慎使用，社会就很有必要为此建立一种补偿机制，不让作出牺牲的人连一点回报都没有。毕竟人家是为了整个社会才作出牺牲。

这对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应该有所启发。传染病的治疗不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如果某人得了某种传染病不治疗，又不规范自我行为，就可能将疾病传播给很多人。因此，传染病治疗是不能完全交给个人自己去处理，也有必要对这些“传染源”进行规范管理。整个社会对传染病人不能不闻不问，必须在承担起自身责任。因为帮助他们，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医疗是一个具有很强外部性的问题。医生所采取的治疗措施，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如抗生素的滥用，可能造成细菌的耐药性。国家如果听任医生和患者自己选择治疗方案，他们就可能采用对自己最有利，而对社会可能不利的方案。

因此，医疗行为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而必须有更好的管理办法。但在这些办法中，又必须注意到，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只有尊重每个个体的利益，这些办法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