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社会难以接受义丐明星？

相晓冬

我曾在众多场合向公众强调，义丐徐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汶川地震这一大不幸中的大幸，是灾难赐予我们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珍贵礼物。

他的出现宣告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人假设的终结，嘲弄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需求没有层次，穷人也一样通过义举赢得尊重。

而在拜他为义父的致辞中，我也一再强调，义丐徐超是个珍稀人物，他的价值远远超过全世界珍稀动物的总和，他将开启穷人以义致富的历史。

然而，这些呐喊宛如空谷回音，就像当初只有新加坡华人陈永庆用900万的义资建造希望小学来顶起这位义丐一样，在我倾尽所有的心血和脑力再次顶起他两个月之后，整个中国却没有一个富人为其明星的价值买单。他们仍然高高在上地将他俯视成一个乞丐，这种群体意识像无情而又冰冷的铁钉一样，意图将徐超老人重新钉回到乞丐的社会位置上。

尽管我已经决心不再让徐超老人行乞，以宣示自己不是乞丐。但这似乎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既然你是靠乞丐出的名，那就只能永远是乞丐，”于是，我只能无奈而又孤单地嘲弄着这种世俗的认识习惯，要让他们的认识跟上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谈何容易？要让他们的认识跟上时代的发展，又何其难哉？

“有的人名是乞丐，实不是乞丐；有的人不叫乞丐，其实是真的乞丐。”估计很多人能领会这句话的含义，但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又有几人能自始至终对此做出清醒而又正确的分辨？尤其是我看到很多人尊重徐超老人而却认为义丐酒多了一个“丐”字的时候，我便更了解人们心中对丐的歧视是多么根深蒂固。

义丐徐超要成为明星，理论上是绝对可行的。因为他的义已经成为其个人的品牌内涵并且广为人知，而丐却保证了其品牌的独特性和稀缺性，这种精神之富有与物质之贫穷的极端对立使得他成为一种特殊矛盾体，他的存在本身，正是对物欲横流而精神匮乏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抗，义丐若因行义而取利，必将证明一种新的价值观——“有义才有利，不义就不利”，从而在现实中消灭见利忘义的存在土壤。

汶川大地震还震出了陈光标、陈永庆这样的有情有义的富人，如果把他们与义丐徐超连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价值标尺，那就是人只有义和不义之分，并无穷富之别；如果我们的社会再让义丐成为富翁，这种新的价值观必将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将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仇富心态转变为仇不义，而义能取到利，人人都会争做有情有义之人。

所谓义，就是公利，也就是现在全球大力倡导的社会责任，而真正的义，是心怀社会责任，不是只挂在嘴上或供自己作秀之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义有丰富的内涵——遵纪守法是义、爱护环境是义、诚实守信是义、尊老爱幼是义、路见不平一声吼还是义，义的标尺不止适用于衡量个人，也适用于衡量企业、适用于政府以及各种社会组织。

如果把“以义取利”分解开，必须引进名，那便是“以义成名，以名取利”——义是社会责任、名是品牌价值、而利便是商业模式，有义就有好名声，有好名声就有大利益。这三者之间一旦实现循环互动的动态平衡，就是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它将使得人类的脑力劳动不再需要直接通过物质生产而得到利，从而为精神生产开辟出一种新道路，启动人类通往智慧文明时代的大门。

这正是人类未来的方向，也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