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士泰间谍“罪行”的六项“辩解”
关键词:胡士泰 间谍 国家机密 经济安全
近年的热门电视剧从《暗算》到《埋伏》,再到《对手》,这些谍战电视剧所描述的勾心斗角的情节与这些当今社会的经济事件的偶然结合,形成了从影视娱乐到现实生活的演化。我们现在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秘密与经济安全意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其中既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科技、安全,也包括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也在保护范围之中。
正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高度国际化,所以潜在的危险也成比例或者呈几何级数甚至N次方的速度而提升。
中国钢协在今年夏天很郁闷。
中铝195亿美元参股力拓被涮,却要拿出14.136亿美元给“情敌”必和必拓“迎娶”力拓送上“厚礼”;日本韩国与铁矿石厂商达成协议,铁矿石厂商对中钢协形成逼宫之势,中国一些小型钢铁企业纷纷“倒戈”,以现货价进口铁矿石,而不再支持中钢协在长协价谈判上的立场。在几大港口铁矿石压港现象中,就有不少于一亿吨的规模。同时使得中钢协在长协价谈判的姿态上的强硬态度更处于骑虎难下的地步。
同时,力拓在态度上不给中钢协的谈判对手留任何余地,哪怕象征性的妥协都没有。力拓反而坚定地在在铁矿石谈判的最后关口,借国内倒卖投机暗流涌动之时。打分化牌,避开中钢协,私下与内地的小钢企达成协议。
中钢协可以用气急败坏来形容,誓言要把那些“倒戈”的企业追查到底。
由此才出现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胡士泰与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等人就成为中铝并购力拓失败,中钢协在铁矿石“长协价”谈判处于被动状态、中国小钢厂倒戈的替罪羊,更被冠以汉奸、间谍之类的恶名指控。
——这对胡士泰他们是否有失公允?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经济“间谍”与倒卖行为给中国钢铁以及整个国家造成的损失,就不难对这些人的行为由衷地唾弃。
去年长协矿价格在每吨七、八百元左右,但中小钢厂最终从贸易商手里买进的价格高达每吨1400元,几乎翻了一番。世界铁矿石供应商利用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连年大幅涨价,不断谋取暴利。
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度铁矿石涨价幅度为71%,2006年度为19%,2007年度则是9.5%,2008年更是高达96%。不同于其他跨国公司商业灰幕带给中国商业的伤害,铁矿石连年败北,价格暴涨六年,累计涨幅高达400%,中国钢企始终被他人尤其是被铁矿石供应商牵着鼻子走的结果就是屡创新高的全行业的亏损。
据业内专家初步估算,自2003年以来,6年间中国钢企仅因价格上涨就多支出约70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2倍多。而铁矿石谈判“潜规则”的实质是:“哪怕铁矿石谈判降下一美元,中国钢厂就能减少5亿美元的进口成本”。
从这种角度而言,胡士泰虽然已经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但毕竟是在中国生长了几乎40年的时间,的行为还是会让中国人深恶痛绝。而谭如新的行为,更是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的损失之上的中饱私囊的行为。
但客观而理性地说,当前来看“行业利益个别企业化,企业利益个人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不争的事实。这不是抓住某几个经济间谍或者内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找到了替罪羔羊,但把所有罪责都归结到澳籍华裔以及几个国企领导人身上,难免有失偏颇。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几个被抓到的替罪羊身上,虽然替罪羊也是罪有应得,但毕竟是有失公允。
胡士泰的“间谍”行为并非大逆不道,即使是恶人也有作恶的根源,简单地把其打倒是欠公允、不厚道的,下面从六个方面为其“间谍”罪行进行“辩解”。
第一、这是由行业与产业背景决定的。
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很低,共有大小钢企1200家左右,但排名前5位钢企的产量仅占全国总量的28.5%。相反,美国、欧盟各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排名前4位钢企的产量占全国总量60%以上。中国有1200家大大小小钢铁企业,但是进入中钢协核心的会员单位只有72家,总共的会员也只有216个,且几乎全是国有企业。中钢协并不代表整个中国钢铁工业,这是事实,年产能2亿吨的中小钢企并不在中钢协的“保护”范围之内。
从中国发展“铁公基”,并以房地产为经济拉动的核心因素,并持续性地进行城市化,以汽车工业为龙头鼓励制造业的基本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对铁矿石的刚性需求就不会变。有了政策方向就需要有人不计成本地去追求政绩,就要钻营节省成本的小伎俩,最终这些小伎俩势必会为胡士泰及其所代表的立拓及跨国资本们所利用。
在铁矿石曝出“间谍门”之际,海关数据公布,6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达5529万吨,同比增长29.3%。据测算,1月~6月,我国进口铁矿石已达2.97亿吨,相当于去年全年进口铁矿石4.4亿吨的67%以上。
第二,贸易环节混乱——进口配额成为权利与规模、企业出身决定的东西。
国内是否存在倒卖进口铁矿石的情况呢?
一方面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太多。2005年超过了500家经过整顿后,目前仍有112家,与日本仅两三家企业参与铁矿石价格谈判的状况相比实在太多,必须大加压缩。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钢厂和贸易商将长协矿倒卖给中小钢厂从中牟利,将中小企业推向外商一侧,据“我的钢铁网”估算,去年中国长期协议进口的铁矿石中有超过10%被拿到市场上倒卖,去年各进口企业倒卖长协矿的收入至少超过200亿元。导致了它们今年的倒戈行为。
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这个道理谁都懂,但中国的钢铁行业依然处于“一把筷子”分兵作战的状况。为什么不能团结?为什么不愿意团结?这里面的微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关注与思考吗?
由于此前多年铁矿石谈判的中方代表对价格涨多少并不是特别在意(再高的价格都可以转嫁出去),更多关注的是自己企业能否拿到更多的配额(长协矿价格比现货价格低很多)来倒卖,甚至不排除个人从中获利。所以在谈判对方的公关攻势下,价格谈判一再失守。而这个惯性一旦形成,就会带来一种对中国的谈判不利的势头。
第三,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官方出卖商业机密甚至国家机密的情况也难以忽视。
几年前,中钢协统计部一位人士曾在国外注册了一家咨询公司,将一些数据拿出去卖给国外矿山公司,因没有造成损失而没被追究。因此,提供、出售数据和资料,在力拓案发生之前早已有之。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以审慎的态度来看待身边那些明处与暗处的对外输出有价值的信息的现象。
相信这不是第一例,更不是最后一例经济间谍案。前不久,CCTV的主持人方静不是被怀疑是间谍并不得不出来澄清吗?任何怀疑都不是捕风捉影。那么多或者证据确凿或者莫须有的人都有充足的理由被怀疑为间谍。
是不是每个成为跨国公司高管、并为跨国机构的利益服务的人都足以构成其间谍行为?是否每个接受了国际教育并在内心接受跨国机构的价值观的人都有成为间谍的基础?是否每个在海外有帐户的人,工作中与跨国企业及外籍人士有联系的人,都有成为间谍的嫌疑呢?能否每个为跨国公司的合资、独资、合作企业、分公司、办事处、甚至使领馆提供服务的人都有成为间谍的嫌疑呢?
胡士泰仅仅是一个代表,一个符号; 一个毕业于北大,就职于中信集团,并在机构改革中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换了国籍的人。这样的人太多了。
不要责怪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间谍的行为,要看推动那些间谍行为的幕后黑手,间谍滋生的环境、空气与土壤,更要深入挖掘分析从精英沦落成为间谍的过程。为什么精英都要为跨国机构提供服务?甚至个人要变换国籍、全家要移民?为什么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祖先都对这片国土有深厚感情的人,在通过我们的教育与培养成为精英之后,竟然都成为中国经济利益的蛀虫?
第四,提供给他们机密的那些钢铁行业的高管们,就可以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吗?
他们所盗取机密都包括什么呢?
被警方带走的办公电脑中保存的对我国各钢企的技术分析数据十分详细,各生产流程的参数也非常准确。这些机密数据包括: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等财务数据,以及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炼钢配比、采购计划等商业机密。要知道,在一个钢厂,知道原料库存、生产安排、销售情况等细节的人不超过10个。
虽然胡士泰不是谈判的负责人,但毕竟他对力拓在中国的成就是功劳至伟的,至少为力拓的谈判策略提供了被证明是正确的思路,并以具体的数字为依据,而且从工作态度上,也经常跑到三、四线城市甚至乡下的那些钢厂去推销力拓的铁矿石。
有网媒就胡士泰事件作调查显示,近13万被调查者中,91%以上的人认为力拓内外勾结现象是国企与外资谈判中的普遍现象,89.5%的人认为这是“窃取国家机密”行为,近6.9%的人认为这是工业间谍,3.6%的人认为是商业贿赂。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那些出售机密的人,即使经济间谍的手段再高明,都会两手空空的。
第五,胡仕泰非罪无可赦,而是各为其主罢了。
胡仕泰早已不是中国籍,早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因而为了力拓和澳大利亚的利益,这是他的职责之所在,更是职业精神之所在。相反,如果他在换国籍之后依然从中国的国家与企业的利益考虑,倒是有点匪夷所思了。其实即使没有换国籍,在跨国资本与机构服务、为他们供职的中国人,难道就应该吃里爬外,成为中国“打入敌人内部”安插在那里面的线人或者奸细吗?这个不管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讲不通。仅仅是痴人说梦罢了。
第六,再来看澳大利亚力拓的态度。
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彼此的关系很重要。2007年底,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自2007年底,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的第十五大出口市场。另外,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是澳大利亚第17大投资者。
澳大利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胡仕泰被拘捕的事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来自澳大利亚反对党派——自由党和国家党——的更为强烈的声音是:要求澳洲政府采取更加直接的、政治性的干预。在媒体那里,除了认为逮捕是蓄意的之外,其中还包含商业动机及政治考虑:以此来掩饰紧张的铁矿石谈判,以及竞标力拓的失败。而《澳大利亚人报》的评论员们倾向于假设:胡士泰的被捕,既有商业动机,也有清晰无误的来自中国政府的强力干预。社论也警告说:逮捕的后果将是——伤害到中国作为一个经商之地的声誉。
不到生死攸关的时候,谁都不会以真实面目示人。有人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也许力拓更关心与中国钢铁企业长期关系的维护,但现在是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了,这是大家以前都没经历过的,原来的商业关系已经分崩离析。现在整个矿石行业都很浮躁,谋求更高的利润解决债务压力和盈利压力才是最重要的,自己的生存都有危机了,谁还关注下游的死活和长远的上下游双赢关系?
再看中铝开始的时候入股力拓的背景,明显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中铝加大份额的“美意”被拒绝,则更大程度上是力拓已经从现金流困境中走出来了。
第六、为30年来对外资的态度反思:
近年来,反思改革开放国策的文字已经太多了,本人也写了不少。
本次胡士泰、力拓和澳大利亚反对党的态度很让我们寒心,同时也让我们不能不理性思考,对我们而言,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反思。
我们素来是以善良来对待国际资本、国际机构与国际友人的。至少是在这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期间是没有什么恶意的。这种示好主动得甚至有些廉价。
我们请他们来投资、买他们的设备与服务、请他们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以他们的标准和体系来规范我们的行为与管理,甚至随时随地给他们配翻译,不管是在景区与商场的大中学生、还是街头巷尾的大爷大妈,都很热情地跟他们见到的每个老外说外语,让他们到中国都随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没有必要说汉语都可以畅行神州。
甚至网络上有句调侃:
提问:外教和领导有什么相同之处?
答曰:他们即使讲无聊的笑话,也总有人附和的大笑。
中国一直在替国际友人耐心地培养“中国通”,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深厚的人脉、对同胞脾气秉性的了解等等,为他们提供从智力到体力的服务。这些应该也符合中国人好客的本性的。
就如本人在7月15日文章《跨国资本的圈套与执行》中所说的:
如果教育把求学的最高成就设定为上外国的学校、用外国的教师,用外国的教法,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不管是在学到的本事还是在学本事的过程本身,每天的细节,都在不断强化着对外国的一切的崇拜之情。当那崇拜之情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展到跨国婚姻、用外国的服务、把钱存到外国的银行,用外国的团队、以国际化的标准为自己提供服务,不管是在个人、机构还是国家看来,这都成为一种值得自豪的事情。
但老外呢?——现在除了把钱留在自己口袋里、把慈善、人道等形象留给自己之外,老外把一切都抛在了中国。
让我们反思吧——是谁错了?
谁才是真正的罪人?谁的影响才是最难以忽视的?
哪些是国家秘密,哪些是商业秘密,牵扯其中的人应该很清楚。
胡士泰成为中铝并购力拓失败,中钢协在铁矿石“长协价”谈判处于被动状态、中国小钢厂倒戈的替罪羊,这对胡士泰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显得不够厚道。
但在深入理性地反思之后,我们还是要感谢力拓与胡士泰,让我们不至于继续幼稚地把跨国资本的行为都理解为善意的,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像白求恩一样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经济间谍行为绝对不仅仅力拓这一单。
七月初,身陷贿赂丑闻的西门子向世界银行支付1亿美元达成和解协议,为了平息“贿赂门”,这家企业已经向不少国家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罚金。
其实所谓国家机密的泄露在很多方面仅仅为海外机构确定主攻策略以及支撑,揭示了中国经济的潜规则,假如那是对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的正确指导方向。这已经给中国带来足够大的损失了。
从朗讯、IMB、力拓、方静、力拓矿业集团铁矿业务中国区总经理胡士泰,中国的自我保护意识太差了。中国通与汉奸之间是否有一条通路?不要出了什么事情都往法制方面去靠,不要希望通过抓小鬼,找替罪羊的方式去解决根本问题,要先问自己一些问题:
——为什么?怎么会、怎么办?
如何与国际上的“中国通”树立起更多的防火墙;如何在针对归国留学生、华侨等等貌似善良的人刺探机密的时候有一颗防范的心;如何把我们的信息披露进行规范化保护;把所有存在隐患的漏洞都堵上。
遗憾的是:这种回到真空地带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开弓没有回头箭。过于善良的中国人跟国际势力提供的就是鼓励性的信号。
对侵蚀国家利益的行为,不管他貌似多么友好,哭起来多么可怜,都要绳之以法,杀一儆百,绝不手软,那表面上是对改革开放的倒退,但更大的意义在于理性的反思。
反思之后,不单纯是制裁一些官商与间谍的问题,也不单纯是立法的问题,而是对貌似友善的跨国机构在政治、经济、金融、军事、文化、教育、顾问、咨询、技术等等方面,多留个心眼。不要在被涮了多次、已经到众叛亲离的程度之后再去哭诉: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贾春宝
电话:13269258122,89581930
MSN: [email protected]
QQ:469063961
价值中国网个人空间:http://bekings.chinavalu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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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胡士泰简介:
胡士泰生于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80年代曾在中信集团工作,后进入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哈默斯利铁矿(Hamersley)工作,力拓收购哈默斯利铁矿后,胡仍继续留在哈默斯利铁矿工作。三大矿山在中国招募高级行业人才,始于10年前的1998年。这一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冶金工业部被撤销。“冶金部曾长期承担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和改革的历史使命,钢铁业的顶级专家大多汇集于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教授许中波回忆说,冶金部解散时,力拓等矿业公司抓住这一时机,开始在中国重金聘请重量级人马。除了力拓,从1998年开始,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也纷纷在中国展开一场高级人才暗战。一位在钢铁业浸淫半生的业内人士说,三大矿商的很多中高层市场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等,都具有国内钢厂5年以上的从业经历。胡士泰不是谈判负责人,但由于其中国地区业务总经理的职位,他对力拓在与中方谈判时的方针、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