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背后的利益结构导致社会两极化现象严重。
一是，财富配比中的“国进民退”。今年，宝钢集团收购宁波钢铁股份、日照钢铁公司被国有企业——山东钢铁集团“拿下”，中粮集团联手厚朴基金宣布以61亿港元收购蒙牛公司20.03%股权，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不仅如此，国资委规划局局长王晓齐日前在“2009年经济形势与企业改革分析预测会”上，就目前讨论比较多的“国进民退”问题表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种种迹象表明，利用国有资本的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将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国企来说，也有其迅速做大做强的冲动。
当前的国有经济扩张、民营经济萎缩，对长期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伤害，不能不令人担忧。实际担忧的背后是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失衡和利益的进一步“去民营化”。国有企业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独享的政策资源、绝对份额的金融支持以及最终由财政兜底的“不坏之身”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宠儿”。我们看到，在强大的国企群起而攻之的情况下，过去进入垄断行业“淘金”的民营企业纷纷被“去民营化”。
我们先看这样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
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总说美国人爱消费，而其实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71%，和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
当然我要结合时事，那时候的中国人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穿、住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相当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就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据摩根斯坦利的一份报告称，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其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为３５％，而美国约为５０％。中国的消费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可能是最低的”。
换句话说，在过去60多年里，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与民间消费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中国的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另外一个方面之所以今天“国富民穷”的局面越来越恶化，就跟整个的国有制、公有制的安排关系非常大。尽管我们可能印象中过去30年的改革，特别是民营化的改革，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印象是国家基本上不再拥有太多的财富，太多的资产，但实际上根据一些研究部门提供的一些资料显示：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还有差不多50万亿人民币；然后再根据国资委主任的一个在《求实》杂志上的一个文章里面公布的数据透露——到2006年年底，全国还是有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央企才150家左右，但是除了央企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国有企业，所以这些加在一起是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帐面总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人民币，所以国有土地价值的50万再加上国有企业资产的29万亿，总共是有79万亿人民币的国家控制的财富或者是生产性资产。
按照我们国有制国家的结构和分配制度，名义上说，对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和国有股权的升值，全民都有权分享。那么79万亿国有资产财富，按理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份，差不多6万块钱左右的自己的一份，如果你是一家三口人的话，就有18万块钱的额外的应该属于你的这个财富。这还只不过那一份，并不包括每天可能在升值，也在产生一些利润，产生一些红利。但是最后都沉淀在国库里面，并不能够被转换成任何意义上的民间消费需求。
二是，腐败导致权利成为资本化的纽带。政治腐败指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牟取职权以外的利益，或做出某些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往往体现在权钱交易上。腐败或者说是权力寻租在中国的典型体现，就是权力资本化。在“官本位”、“官至上”的制度下，只有由政府所有，而政府则将其交付其“庸附”者──官员（个人）去直接经管并缺乏必要的监控，导致的高官、高\干\子弟等特殊阶层的收入与平民百姓的收入差距，这也成为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弟，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人数比例占91%以上。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特殊阶层之“特殊”，根源就在于权力，而中国经济转轨中制度的缺失，又使特殊阶层很轻易地获得巨额收入，致使社会两极化的鸿沟越拉越大。
三是，高经济增长与就业率成反比。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我们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4倍。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岗位，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丧失就业岗位。1998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该年创造了500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00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地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的，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
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奥运场馆，其总投资约为4000亿元，奥运会之后，这4000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只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2亿元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00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根据它的投资额算下来，每2万元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要比奥运场馆的效率高得多。所以说，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相比，明显具有更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