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不安全’是没有人愿意它‘安全’

-----因为经济‘不安全’才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

文/汪华斌

围绕力拓“间谍门”事件，中国经济的不安全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这时每一个中国人也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只有我们的经济不安全；而且从来没有外部经济的不安全状况。结果是只要我们的经济与境外接口，最后吃亏的总是我们；从港澳台来大陆的企业，到外国资本进入我们社会；每一处都有我们交学费的具体案例。这次力拓事件因为损失巨大，所以才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如果我们要统计我们经济的规律，就会发现我们的经济经常性地在境内外有巨大损失；虽然我们国内的经济损失经常发生，却没有引起任何经济安全的思考；这次因为对外经济中的损失惨重，所以才引发了经济没有安全闸门的思考。

首先中国经济的‘内部无闸门’起源于我们的国企改制，那时任何领导都能把国有资产改制成自己的私人财产；所以我们经济‘内部无闸门’培养了中国很多百万富翁，从而使权力者真正实现了一夜致富的目标。由于我们的经济‘无闸门’，从而造成国有资产实现了快速流失。正因为如此，境外人员看到了巨大的商机；结果港澳台企业进军大陆，竟然是大陆经济快速流失的第二时期。正是这些人的成功，使得我们所有的市场化进程全部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如资本经营，我们社会就屡屡上当受骗；再如这次力拓事件，我们更是在我们的强项管理上而上当受骗；为什么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总是我们呢，难道我们自己真的没有责任吗。为了证明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力拓的雇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中国国家机密。

为什么人家能够获取国家机密，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人家的机密呢；原来还是我们的体制出了问题。仅从力拓事件中就知道，一些长期在中国钢铁行业工作的官员和专家学者，竟然下海或退休后进入到了这跨国公司；这些不缺钱的人还是要钱，结果我们的经济自然对境外无防火墙通道了。说实在的话，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体制造成的；看我们现在的体制，竟然鼓励当官的社会兼职；认为兼职是市场化行为。如我认识一些政府官员，通常都在社会上到处兼职；有个商检局长的兼职达到120多个。这些人难道真的是个人能力吗，非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是国家机密的原因。这些人在国内兼职没有问题，于是就到境外人员那里去兼职或就业了；这时我们的国家机密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的确，我们计划经济年代闭关锁国，很少发生商业间谍案；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发生的工业信息和商业信息遭窃竟然无动于衷；因为我们对经济谍战也没有认识，反而认为出卖信息得到回报是市场化行为。正因为如此，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在快速上升；看我们社会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竟然六成以上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我们的官员热衷于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将国际市场想象成风平浪静的完全自由竞争福地；一些部门领导人甚至排斥或干脆拒绝接受国家经济安全这个概念。因为在经济不安全的背后，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们社会的官员排斥经济安全，因为经济不安全使他们成为世界的富翁；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力呀。

此外我们的理论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摸石头过河’的社会；所以任何行为都没有理论先行，结果我们这过河的人竟然频频遭遇到上当受骗。而我们这搞政治的权力者，竟然在外来者面前是那么幼稚；有时连掩饰都不会，所以人家竟然不需要‘内鬼’就能掌握我们的商业机密；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看我们社会的权力者在搞人时是何等阴谋诡计，可在对外经济交往时竟然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不如。开始我还以为是无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装傻；因为在这傻的背后，是境外的巨大财富。为什么中国经济在国际接口中的始终是弱势地位，原来是我们的权力这故意的结果；因为损失的是国家的，可得到的却是个人的；这就是我们权力者的动力。我们有时也在反思为什么日本企业没有出卖商业机密的人，因为人家的经济损失全部由出卖者承担；而我们出卖者仅以‘交学费’而免除责任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业汉奸层出不穷，原来核心问题就在于此；权力没有用责任制约。

此外中国经济不安全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内依然是计划管理；使用权力的人与实际责任的人是两个群体的人；如铁矿石贸易就是，主持谈判的人没有钢铁成本责任；所以在技术上没有必要坚持，因为放弃后是自己得到额外的利益。所以中国经济不安全，应该全面反思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我们这搞权力阴谋诡计的人在对外经济中没有阴谋诡计，这就是因为责任不对等的原因；再加上我们理论不同步，所有上当受骗者又不愿意公开；结果相同的经济损失我们竟然接二连三地发生。为什么，这连外国人都知道的原因难道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吗；非也，因为有太多的人需要维持现状；而这刚好是造就百万富翁的最好途径。看来不是中国经济不安全，而是我们掌握中国经济的人希望它不安全；结果它就永远不安全，这就是我们这个特色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