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白钦先先生今年七十大寿，本来要赶回去庆贺，但由于事务缠身，没能成行。早就想着要在先生华诞之日，挂一篇文章记述和先生在一起的点滴，不想这几日忙得晕头转向，居然记错了日子，不知今夕是何日。准备洗漱就寝，突然看到手机里有庆华师弟的未接电话，才幡然回悟。弟子遥祝先生身体健康！家和事兴！
时光飞逝，光阴荏苒。二零零九年，先生从教四十周年和七十华诞，我拜于师门下十六载。在这十六年里，当年意气风发的先生迎来古稀之年，从学术新锐成就人人仰止的学界泰斗，而我也开始步入中年。在众人眼中，先生的形象几近固化：深邃的眼神，睿智的思想，爱国的情怀，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执着的追求，敏锐的思维，独到的视角，飞扬的文采，犀利的言辞，洒脱的才情。而我，在师从先生学习的日子里，有幸与先生零距离接触，感悟愈加真切。
岁月无情，人有情。早就有心将这段历史作成文字。然每欲提笔，伴随先生的一幕一幕，一点一滴，喷涌而出，思绪万千，难以言表，故不敢贸然下笔，惟恐拙字损及我心中的先生。在众同门的催促下，不揣浅陋，成文记录和先生在一起的些许片段。
提携后进
我能拜在先生门下，实属偶然的万幸。
一九九三年春夏之交，我从江南小城乘车来到沈阳，参加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心中那隐约对知识的渴望，促使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到两年，决定报考中国人民银行五道口研究生部。虽不幸未能达到五道口的分数线，然则幸运的是当年辽宁大学还有富裕的招生名额，先生派张荔师姐去五道口挑人，我就在其中。
初见先生是在复试现场。先生是主考官，面庞清瘦，棱角分明，不苟言笑。先生用平和的语调随意问我简单的专业问题，但是对于跨专业的我来说，对金融实在知之甚少，只能凭印象胡诌，答非所问。当时自觉无地自容，然先生没有不屑，转而翻开我的考卷，依旧平和地问我与考题有关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清晰记得其中一个问题是倾销。我虽大体知道倾销的意思，但问及外汇倾销就语塞了。只得跟先生坦承自己的专业状况，表达求学的渴望和以后一定努力的决心。
我惆怅地走出考场，为可能失去这个意外的求学机遇而懊恼。抱着侥幸的心理，我托师兄去先生那里打听消息。没曾想，先生说可以录取我，并且要亲自雕琢我。最初还以为是先生看中了我毕业于北大的招牌。后来才知道，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复试之后，先生认真地查阅我的档案，包括分析我考研试卷的作答。是贫寒的出身，求学的渴望，也许还有隐隐的悟性，使先生下决心给我这个机会。其实，在从教的四十年里，先生一直默默地支持、提携、帮助后进。而我只是其中一份子而已。
就这样，金融门外汉的我，幸运地拜在了先生门下。先生的知遇之恩，让我没有理由不奋进。学习的时光是快乐的，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尽管没有达到先生“三年读一百本书”的要求，学业还是渐有所成。
学高身正
先生在比较银行学、政策性金融学等领域独到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确立了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和地位。在社会各方的要求下，先生决定出版文集。时间是一九九四年。
文稿的整理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当时计算机的应用尚未普及，先生的文章都是手稿，即使发表也多有删减。我欣然应承先生，承担文集的前期初步整理工作，开始了每天都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晚上，在学校收集、阅读先生的文章；白天，在先生家里向先生汇报进展情况，交流沟通文章的取舍、文字的校对。如此往复，持续了近两个月。
这段时光，我的学业猛进，也为我后来的学术深深打下了先生的烙印。我每日的工作就是研读、咀嚼先生过去十五年的文章，琢磨先生的写作风格，领悟先生的学术思想，感受先生的学术轨迹。我惊叹于先生对比较方法的娴熟：“既比较异同，也比较优劣；既纵向比较，也横向比较，纵横交错比较；既静态比较，也动态比较，且常常动态静态交错比较；既比较个性，也比较共性”。这些方法至今我依然耳熟能详。回头看，如此持续、系统地专注于一个人的作品，实在是难得的学习和研究机会。而且，先生手把手地教我，从文字到段落，从构思到技巧，为我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先生在文集后记中不吝笔墨地感谢了我，但我心中何尝不知，真正受益的是我！
这段时光，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先生是多产的，著述等身，但这绝不仅仅是天赋使然，更多的是勤奋。先生有个很好的习惯，持之以恒地做读书卡片，随时随地记录所想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理文稿期间，我经常一抽屉一抽屉地拿出来阅读。由于版面等各种原因，先生的一些文章发表时编辑做了删减或改动。而先生每每总能回忆出原文，翻出手稿或者卡片对照，几乎一字不差，可见先生对文字的用心。有时，我自作主张改动一些措词，先生都能发现并及时改正过来，以尽可能保持原貌。先生说，这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这段时光，让我深切体会到先生作为知识分子那沁入骨髓的爱国情怀。先生时常说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先生不为学术而学术，先生的研究是实用应用性的，应用于伟大的祖国建设实践。先生的文字里透着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先生时常痛斥时弊。先生的文字里洋溢着激情，为改革开放呐喊不息，为经济发展振臂欢呼，为民族崛起兴奋不已。诚如先生所言，祖国和人民培育了我，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段时光，是快乐的，让我感受到慈父般的爱。每天先生为我做饭。先生炸的花生米又脆又香，先生和的饺子馅从来不出水，先生擀的面条劲道，尤其是先生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先生不仅做得一手好饭菜，饭桌上的妙语连珠更为受用。先生的教诲潜移默化，点点滴滴都能彰显大道理。
真性真情
先生祖籍山西清徐。求学期间有幸陪先生回故里探亲，也因此见识到先生人情世故的另一面。
先生家是一个大家族，人丁兴旺，兄弟姐妹、亲戚多，也多在农村。先生对每一家的情况都很门清，谁家有孩子要考学，谁家有孩子到了婚嫁年龄，谁家经济困难些，先生脑子里都一清二楚。每至一家，都要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力所能及地帮忙解决一些难处。先生临行前备了好些礼物，幸亏有我这个脚力随行，否则要请人搬运了。
最感人的是先生和老母亲见面。先生的母亲当时已九十高龄，看起来仍清清爽爽。先生一进门，就喊儿回来看您了。由于年事已高，记忆模糊，先生的母亲已经认不得先生。先生痛哭流涕，紧紧握着母亲的手，一个劲地诉说着，不时给母亲整整衣边，捋捋鬓发，久久不肯离去。在场亲朋好友无不动容。后来，先生好一阵子都嘟嘟囔囔：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尽管探亲行程很紧，但先生仍不忘带我游学。山西票号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有着辉煌的历史。先生带我参观了平遥、太谷、祁县的票号故址，并一路给我讲解。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顶着正午的烈日参观平遥日升昌。对于日升昌的历史，先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足足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先生还领我拜会了研究山西票号的权威孔祥毅先生。席间两位先生叙旧抒情，纵论山西民风民情，指点中国金融历史，着实让我大开眼界。
受当地友人的盛情邀请，先生还带我领略了五台山的美景。先生不铺张浪费，在山上住宿坚持只要一间房，我和先生挤在一起。山上的夜晚是寂静的。先生和我躺在床上，彻夜长谈，从学业到学术，从情感到事业，从做事到做人。先生用心滔滔不绝，我静静地恭听着。五台山之行留给我的不是美景，而是先生对人生和世态的真知灼见。这一夜，和先生的师生情之外，更不知不觉平添了一份浓浓的亲情。时至今日，先生来京，我等去探望，还时不时习惯性地在先生的床上躺上一会儿。
抱病疾书
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这是先生时常告诫我们的，也是先生的自我总结。为了事业，先生舍了太多太多。
先生舍了生活。先生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所钟爱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先生时常说，对家庭的付出不够，对师母的关照不够，对孩子的慈爱不够，言语中透着隐隐的歉意。然而，师母何尝不理解，云飞剑眉何尝不理解，在太多的选择面前先生首先要舍，并一直支持着先生。
先生舍了身体。先生之所以有今日辉煌，和先生的勤奋是分不开的。终日伏案劳作，透支了先生的身体。一九九四年底，先生住院了，从此开始了和病魔不断打交道的日子，直至今日。
先生住院那段日子，文集还剩些收尾工作。先生就把病房当成了书房，继续工作。正逢第二届海峡两岸证券暨期货法制研讨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会议组织者邀请先生做主题报告。先生有感于当时中国市场的混乱，特别是国际外汇期货欺诈，觉得有话要说，便不顾病痛，欣然应承。住院没多久，病情还没好转，先生就按耐不住开始写作。由于每天要输液好多次，先生的手都肿了，提笔很困难，但先生还是忍着疼歪歪扭扭地写，实在写不了，就由先生口述我做记录，然后再把文字拿回去整理。就这样，耗时几近两周，先生写就了“关于建立和发展大陆期货市场的多层思考”一文。研讨会召开之际，先生拖着病体来到北京参加会议，先生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高度肯定，以及有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就像先生赠我的一句话：能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一切，就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中国学派
先生是大志之人。从比较金融学到政策性金融学再到金融可持续发展论，显示了先生学术思想从扬弃到发展再到创新的路径与脉络，更彰显了先生创立中国学派的勇气、决心和执着。
要创立适合中国的金融理论体系，一直是先生的学术理想。
先生学术上求真，不轻信，不盲从。早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先生就关注、思考和研究金融发展以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等问题，并经常与研究生交流沟通自己的看法、观点和思想。当时，大量西方金融发展著作被引入国内来，掀起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热潮。基于金融体制研究方面的深厚积淀，先生敏锐地洞察到西方金融理论尤其是金融发展理论的缺陷及其在中国适应性问题。在那个时期，先生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做了大量关于现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批判性的反思，先生的很多研究生都以金融深化、金融压抑、金融创新、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等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这些工作已经在为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论进行了理论铺垫。
现实的发展呼唤金融可持续发展论。持续系统的关注现实和积极参与实践是先生做研究的风格之一，先生从来不以为经济学研究是书斋里的学问，认为理论以及理论的创新来自现实需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教训是惨痛的，不仅引起对亚洲发展模式包括金融发展模式的反思，也引起广泛的理论反思，加上当时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也进入关键的阶段，各种问题和矛盾丛生，迫切呼唤理论的创新。
现实触发了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论。一九九六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工作，同时继续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每次拜见先生，金融发展、金融危机是必谈问题，先生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也基本成型。我硕士论文的选题是金融发展，又是先生的首届博士生，所以先生欣然应允与我一起研究这个主题。时间是一九九七年的秋天。经过一个冬天的交流、沟通、碰撞，于是便有了先生和我合作的《论金融可持续发展》。文章出来以后，先生是不满意的，我也不满意，因为没有能够把先生的思想和观点清晰地表达出来，有些地方甚至还有些曲解。后来，先生提出金融也是一种资源，金融可持续发展论的研究基础是金融资源。由于当时教学任务重，站住站好讲台是我的首要任务，很遗憾就没能继续跟从先生做这方面研究。
十年磨一剑。在先生的不懈努力下，金融可持续发展论结出累累硕果。金融可持续发展论的提出，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多是肯定和支持，但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先生清楚理论的创新是有风险，有代价的，然而执着的信念让先生更勤奋地耕耘。金融可持续发展论打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一扇窗。在过去的十年里，先生及其团队公开发表了数以百万字有关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论文、著作，金融可持续发展论也从最初的理念、理论层面走向现实和应用，一个植根于东方文化的金融理论体系正在形成。
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先生，依然没有停止思考，依然笔耕不止。相信先生！相信金融可持续发展论必会成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一支奇葩！
衷心祝愿先生生命常青！学术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