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群挥动着剃刀的奥卡姆们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言：“人的历史就是人性的历史。人性是构成文明的基础，这既表现在人的创造力使文明生长；也表现在人性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就是社会制度。”

社会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因为人类有交往的需求，其中经济活动又是人类所有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等，归根结柢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是各个人相互联系的场所，联系的方式由人性所决定的。社会始终离不开人，而人又始终离不开人性，离不开人性的“恶”，离不开人身上所拥有的精神力量和他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学本身应该是一门伦理学。

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是无法摆脱社会问题、人性问题的，因为经济问题仅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可惜的是随着学科的细化，近来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偏离这种轨迹，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孤立的或自足的存在趋势。这种趋势能够直接把象社会那样的整体，理解为自成一体的存在，它们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体之外。经济学越来越表现出一种脱离人性，单就数量而研究的倾向，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把人性、把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而我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人、人性、精神要素才比较困难。

近来的经济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但人类活动中的一切却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人类活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各种看法也越来越多，研究经济活动越来越需要有批判，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因此，人们就努力为经济活动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这样，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可是却没有认真注意在这方面会遇到的无数困难。事实上，经济活动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理论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却都带有难免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这些经济理论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但是他们认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仍然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可以摆脱困难。他们被自己所设定的公式束缚住了，他们深陷统计规律中，全然将文明的基本特征——心理素质和精神素质——给遗忘了。他们企图使经济学像制造机器的学问一样，只要求十分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因而也就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只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因素。之所以有人从决定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中选中它作为研究的基础，是因为在时空框架下，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至于别的一切因素，他们认为对经济活动的各方来说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销的因素，可以不必考虑。如果他们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还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是经济活动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的看法。这样的理论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但经济活动却是多方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这些经济学家，经常干的事情是操弄着14世纪的哲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手法，认定那些他们观测或理解不到的“实在世界”全都是子虚乌有的，至少是无意义的。并且还振振有辞地告诫人们道“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今天还来卖弄14世纪的话语，不免让人觉得没有创新精神，只知道刨死人的坟。但是当代的经济学家不再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了，因为他们现在说的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样高深的话。话固然高深了，但他们的理论依然片面而贫乏，一切同人性相割裂的理论是多么可怜!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嘲笑和鄙视，越会被排斥于现实生活之外。

任何理论一接触人性因素，困难就无限增多。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明确的，比如在机器制造中，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一旦涉及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经济学涉及的却是社会机体的问题，社会机体是不断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就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莫大的困难，使经济学者们的判断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可是，经济活动，因为是人的活动，所以也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只是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要素，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