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阅读 序
—革命时期的身体史
祝 勇 著
目 录
引 言
序 章
第一章 姿态
第二章 饥饿
第三章 疼痛
第四章 恐怖
第五章 劳动
第六章 性爱
第七章 疾病
第八章 梦幻
第九章 打斗
第十章 死亡
跋 一
跋 二
参考书目与资料索引
引言
这是一本以观察身体的方式观察历史（主要是中国1960至1970年代历史）的书。我选择这样的一题目是基于以下事实：一、身体在历史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所有历史的亲历者；二、身体的地位长期受到怀疑和轻视；三、无论是我回顾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是进入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这火红的年代，进入那段不可思议的历史，身体都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角度。
所有的历史都是在行动中产生的。思想史只有借助身体的援助才能获得实现，所有重大或者不重大的事件，都是在身体出场的前提下发生的。身体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存在的。离开身体的参与，任何历史都将被悬置。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身体，是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换句话说，身体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产物，是物质，也是精神。这两种属性有时互相合作，有时的相互关系则不那么美妙，但很难将它们决然分开，单独进行价值判断。本书所探讨的身体，侧重于文化的身体，侧重于身体在历史中的状态、命运，侧重于身体在社会体系中的抉择、行动与对策。当然，将它从自然性中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剥离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社会学家道格拉斯的观点是：“社会的身体限制了自然的身体感知的方式。身体的自然经验又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自然的身体才被人所知晓，并保持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身体的两种体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交换，结果是各自都强化了对方。”（Joanne Entwistle,THE FASHIONED BODY,Cambridge,1990,P175.）而这种身体内部的复杂现实，正是使身体变得深奥和富于诱惑性的重要原因。
“晚近的身体讨论都将笛卡儿作为批判的起点。在笛卡儿那里，身体和精神是两分的，身体代表着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觉和虚幻的一面；精神则意指着理性、稳定性、确切性、真理。在理性和‘我思’至上的笛卡儿那里，身体，因为它的非理性和偶然性，被笛卡儿置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自此以后，身体陷入了哲学的漫漫长夜。”（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第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看待身体，无疑将造成对身体的矮化，并导致我们对于历史的片面观察和一知半解。身体在历史中扮演过，并将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身体及其动作，干预着历史，也受历史的干预。而所谓的历史，正是这些身体及其动作的总和。台湾学者黄金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身体生成”的概念，我想这一概念是针对笛卡儿之前对于身体的漠视与无知而言的。尼采、福柯，成为身体最早的辩护人，“身体从历史的屈辱阴影中走出来，它获得了自身的光亮，既醒目地驻扎在各式各样的眼光中，又照耀着各式各样的事件，成为光源、尺度、标准和出发点。事物的谱系不再藏匿于某个神秘的但又是可以穿透的种子深处，而是刻写在身体的表层。”（同上）所谓“身体生成”，“指称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称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模造。这种社会加诸自然条件上，从而产生的身体改变，是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想要凸示的景况。”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2页注释3，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按我的理解，“身体生成”表明身体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环境中处于一个变动过程，而这种变动使我们相信，有一个“身体史”存在。它并非与历史同构，但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金麟认为：“这种多元、泛及于论述和非论述层次的深度浸透，不单对身体的生物性构成产生开发和指引的作用，同时也对身体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前导性的效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建构身体成为一种主体载体的社会性力量，进行一个同时性与历时性的，讨论进而才能对这个主体的诞生有更适切的了解。”（同上书，第6页）本书将1960至1970年代作为一个切片，对“革命中的身体”作为一次深入的研究，来考察身体在历史中所处的生态环境，以及它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
我相信，作为历史的载体，身体内部包含着充足的信息，等待我们辨认、破译和解读。身体是历史的导体，我们可以向它问询关于历史的消息。如果说我们曾经信赖典籍，那么我们更应该信赖身体，因为蕴含在身体中的历史，远比掩藏在典籍中的历史更加丰富、生动和亲切。在身体的介入下，历史不再显得空洞和虚无，而是变得富有温度和可以触摸。
身体的存在并非始于1960至1970年代（即1960年至1979年），我之所以限定这一阶段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不言而喻的特殊性。首先，尽管自清末民初，知识精英乃至政府开始推行身体改造计划（如废除缠足、废除旧刑律、进行身体塑造等）以来，身体正在逐渐摆脱传统思维的管束，身体的现代化进程业已开始，这使身体经历了巨大变化，但是，1960至1970年代，乃是身体处于最剧烈动荡的年代。这一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对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开发，使身体的欲望与冲动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身体内部的激情与潜力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与此同时，对身体的压抑、管理、规训也是最严格的。巨大的矛盾，使身体的命运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吉凶难卜。无数身体整齐划一的动作背后，掩藏着深刻的迷茫和狂乱。我们不能为这些简单的表象所蒙蔽，我们要了解它们深隐的含义。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理由。当然，由于身体史的连贯性，本书对于1960年以前和1979年以后的身体状况也略有涉及。
本书专注于1960至1970年代另一原因，是这一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身体的可视图像。这一时期创作的宣传品，包括雕塑、绘画、舞蹈、戏剧、电影等，为我们研究革命中的身体命运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如此密集的身体图像，同样是“史无前例”。这些作品将身体的状态与命运形象如实地记录下来，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编辑和归档，为我们进行分析和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基础。那些工农兵艺术家，可谓功德无量。它们比文字历史更加优越，因为它们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无法修饰和篡改。它比文字历史更能直观地呈现历史的真貌。而且，这些艺术之间，又是相互联通的，许多艺术形象能够经常性地在艺术形式中进行转换，比如“红色娘子军”，可以从舞台上转移到电影、连环画、招贴画甚至雕塑中。在身体的感召下，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呼应关系，将那个时代里不同形式的身体图像连成一个整体。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若干方便。如果写一部古代的身体史，可能会麻烦得多。这种为历史提供身体纪录的作用，恐怕是当时的文艺创作者未曾想到的――与事实上的历史价值相反，他们的全部创作目标，仅仅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许多艺术作品，都是作为献礼而匆忙完成的。这种历史造成的“误差”，刚好使“反阅读”成为可能――那些义正辞严的艺术品，在今人的眼中已经脱离它们原来的意义，发生意义转型，而阅读本身，也不再服从于意识形态的管束，开始对作品进行多元化的阐释。（关于“反阅读”，本书后记还有论及。）身体的发现，就是“反阅读”的一项值得夸耀的成果。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一时代与我个人生涯的密切关系。我出生于1968年，这刚好是以身体行动为特征的所谓“文化革命”中武装斗争最为惨烈的一年。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都是在“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完成的。以上谈到的诸种艺术，是我的成长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全部艺术品。我的知识与情感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上述作品的阅读完成的。（有的作品是在此前创作完成，但在这一阶段发生重要影响，比如一部分小说是以“供批判用”的“毒草小说”的名义进入我们视野的，所以，本书主要是从传播角度论述这些作品，而不是提供艺术创作的编年史。）无论我们对它们作出怎样的评价，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决定了我们过去、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至少，它决定了我在“文革”爆发40年后的美国还要完成一本关于那个年代的书。作为一个单独的身体，我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其他众多身体的影响，况且它们是以一种强大的视觉形象对我进行居高临下的冲击。我相信我自己的身体中已经混杂了别人的身体，所以，我的身体是一件合成品，它的制造者是我的父母，但最终将它完成的是整个社会。我不能把那些五花八门的身体当作与己无关的事物，它们始终对我产生着塑造作用，无论这种塑造是正面的、反面的、不正不反的、又正又反的。于是形成了本书的阐述视角，即：
艺术－身体－历史
这是一种奇妙的递进关系。我通过身体来观察历史，又通过艺术品来观察身体――如果没有那些艺术品，我又要到哪里去寻找那些业已消逝的身体状态？对于本书来说，艺术是起点，历史是终点，而身体则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将“身体”夹放在“艺术”与“历史”之间，并非一个随意的选择，它表明了身体在本书所将要担当的重要使命。本书在表面上是一本阅读史，但阅读的对象，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身体，身体背后，则是迷乱复杂的历史图像。
我深知完成本书的难度，但是，我愿意尝试着开始――
2006年11月6日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