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阅读 （一）
序章
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
——维特根斯坦
一
我的童年记忆是从一扇冰冻的窗口开始的。对我而言，那扇窗户在很多年中始终充当着瞳孔的角色。它晶莹剔透，又含糊不清。那时候我无法意识到那扇窗子在传达外界信息时所做的微妙的更改，它把残酷的冬季美化为一座水晶的宫殿。我在襁褓里所能见证的寒冷仅限于玻璃上的窗花。我甚至被那些绽放在玻璃上的玄妙的花朵所蛊惑，对它所透露的那个世界跃跃欲试。
很多年后，我才发觉外部的世界与窗口的描述大相径庭。它篡改了许多事物粗糙、质朴的外形，只留下干净的外表，并以繁复的花纹进行装饰。它并没有改变世界本身，只是对一个孩子观察世界的视角稍微进行了干预。对冬季而言，这是一件并不复杂的工作，但它取得的效果却是神奇的。由于我们身体内部暗藏的那一整套判断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视觉，因而冬季从一开始就摸到了我们的命门——它通过控制我们的眼睛来最终控制我们。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著作中印证了这一点：“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眼睛从一开始就不辱使命，比如，当我的视线还处于混沌状态时，我就能准确地捕捉到母亲的乳头，以及它们的替代物。与视觉相比，味觉、嗅觉等其他感觉则笨拙得多。也就是说，眼睛是身体中最先被开发的器官。这也许与人的本能有关。对于一个小生命而言，是视觉给他带来了整个世界。每个人的生命史，都是目睹事物从纷乱遮蔽的状态向我们的视觉敞开的历史。
视觉与图像相连，也因此取得记忆的信任。当我们陷入回忆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从图像中寻求依据，在各种感觉形成的等级秩序中，视觉无疑占有最显赫的地位，（也因此而显得武断和固执）。所以，我认为我的生命是从空间开始，而不是从时间开始的，这大概是因为空间是在视觉作用下直接呈现出来，而时间则需要多个感觉器官的共同参与，并且由大脑进行某种整合，这显然超出了一个幼儿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尚未成熟的视觉总是惯于捕捉图形的原因。
我的故乡一年中有大半年处于冬季的控制范围之内，于是，外界信息大多是由那扇变幻无穷的窗户转达给我，并且令我信以为真。那个窗口令我目睹了许多不可能的植物，带着锯齿形的花边，伴随着昼夜和节气的变化而生长和萎缩。很久以后，我的触觉、知觉才开始向视觉发出挑战，一场不可避免的内讧终于在感觉的联盟内部发生。由于我要在大雪封门的清晨徒步上学，我的身体开始发言——被冻得发痒的脚企图对贪婪的目光说不。当然，在更多时候，这种抵抗是无效的，我不仅要穿越那深过膝盖的积雪，而且由于我当时的行政级别是一班之长，所以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第一个赶到教室，为炉子生火。因为当时正处于批林批孔的特殊时期，那间被称作教室的漆黑而空旷的平房里找不到几扇完整的窗户，所以触觉开始篡夺视觉的权力，进而领导了我的身体。那些残缺不齐的窗户如同笛孔，使风声变得无比嘹亮，而铁炉则冰冷得几乎咬掉我的指头。直到如今，我只要回想起自己把五个小手指头聚在一起，哆哆嗦嗦地用火柴点燃报纸递进炉膛的早晨，就会感到不寒而栗。我对那一时期最深的记忆不是雪后的美景而是寒冷，在四面敞开的教室内，我的身体也仿佛是全面敞开的，那正对报纸上的社论进行蚕食的火苗并不能给我带来温暖，而当初曾经营造春天景象的盛茂的窗花，此时早已无影无踪。
二
我的生命中充斥着视觉与其他知觉的矛盾。视觉的王位一经产生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它始终得到身体的信任，后者对于来自其他部门的抵制无动于衷。因而我相信，眼睛在我的个人进化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遗憾的是，我从来就不曾认真地打量过我自己的眼睛，它们永远隐蔽在我视线的盲点上。
我两岁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马路上的行人进行观察。这是我最早进行的系统阅读。因为在那时的生活中几乎找不出任何景物，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孩子眼中，那些活动着的身体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街巷中最主要的景物。如今，拥挤的人流只能给我带来烦躁感，每个人都面目可憎，惟有在那个时候，我才对那些陌生的身体感到兴趣盎然。为此，我感谢我的奶奶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在有太阳的白天把我抱到马路边上。
我几乎永远在一个静止的角度上等待他们的到来。那是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在马路边上，只有一个生锈的站牌，上面隐约可见“三经街”三个老宋体字。有一次老家来人，想坐一回城里的汽车，便花了一毛钱坐上去，后来他们才知道一毛钱可以坐到终点，于是为没有多坐几站而痛悔不已。显然，他们已没有充足的资金来进行第二次娱乐。与最初的窗户不同，车站对我构成了一个开放的视角，它使我看到了流动的景物（人群）。我看到人们有目的地聚集在这里，或者从这里散开；我看到了一张张陌生的脸，以及型号规格不等的身体。
但那些身体最初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进入我的视域的，我还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这不仅因为他们有着相近的表情和服饰，连动作举止都大同小异。我甚至认为那些身体都是被复制出来的，就像流水线上的玩具一样——我从两岁起就拥有了这样的流水线，用我自制的模具在泥巴上制造无数相同的器皿。我的记忆里充斥着大面积的灰色——那是他们的服装，和面孔——与那座工业城市灰暗的天空十分匹配。尤其在冬天，厚厚的棉服遮掩了他们的身体，臃肿和笨拙几乎成为用于描述身体的词汇库中仅有的存货。我词汇的贫乏和不敏感想必想必是我童年时代单调雷同的视觉图像所带来的后遗症，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身体在那时留给我的印象仅仅是一些线条并不明晰的粗布，有的还露骨地留着针脚的痕迹。为数不多的例外来自那些女孩，她们会穿着深红色的格子上衣，埋伏在一大片灰色的街景中，像梦一样闪烁不定。红格子上衣差不多就是秋菊穿的那种，但它们在当时已经显得足够妖娆，所以它们只能出现在小孩子的身体上，而与成年女性无缘。总而言之，服装夸大了人们的躯干和四肢，却隐去了他们的面孔。所以我那时的身体印象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这与服装的误导有关。
很多年后，在我跟在父亲背后走进军人服务社的公共澡堂，我才慢慢发现，即使每个人身体的零部件完全一样，但他们的外部造型却风格各异。我甚至发现一个人的身体与他的面孔是配套的，比如一个英俊的男子汉，他的身材也会一样合乎比例，而一个长相怪异的人的身体，也往往不合规矩。然而，当时只有两岁的我，还不能进行这样的深层次思考。我的目光仅仅用于捕捉那些活动着的身体。的确，大街上人与景物的惟一区别在于他们正在活动，厚重的棉服在身体的控制下正在四处奔走。看到变换不定的身体，是我摆脱窗户的取景器之后的一个重要收获。
上述景象已经不可能在今天的生活里复现。如果它们被复制在黑夜里，它们就是梦；如果在白天，就是行为艺术。昔日的视觉图景，只因变换了一下时空，就完全被转换为另外一种视觉体验。尽管在当时来说，无论是身体的出现，还是我的阅读，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这保证了观看的纯粹性，其中不含表演成分，也就避免了看与被看的不平等。理论上讲，它更接近“真实”，但是，用今天的目光来看，这份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图景，同样受到意识形态的唆使。就像玛尔薇说的：“在看的状态中，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由于文化的遮蔽和常识的掩盖，一方面变得难以察觉了，另一方面又使得种种视觉行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1]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一些被虐待（包括审美虐待）、塑造和训练过的身体，它们在接受格式化以后，被意识形态征用，作为视觉垄断者，与我进行着某种不平等的交流。所以，在我阅读的启蒙阶段，就已经与意识形态狭路相逢。这一点在我刚刚开始面对冰冻的窗户时就已经注定，并使我的阅读处境在此后的一生中没有任何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