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福祉
朱敏
记得去年全国两会结束不久，以“一个环保工作者”自称的中国首任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第九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面对数百位国内外来宾激情讲演。他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解读可谓一语中的，又不乏生动：“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燃烧。烧掉资源，留下污染，产生GDP”；“又好又快发展，就是烧掉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当然GDP能高多少就算多少”。
彼时，另一场以医疗和住房为主题的会议也在同时进行中，出席人数要高于前者。对此现象，如果仅以“民生问题更为紧扣人心”来解释，恐有认识上的不足。实际上，诚如周生贤在该论坛上所断言的，环境问题当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
无意放大某个细节，但对比出的结果又绝非偶然。不言自明的是，人们似乎仍然更关心那些“有形的福祉”，即改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硬民生”；相对之下，人们往往钝于感知“隐形的福祉”，忽略通过实施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从而永享碧水蓝天的“软民生”。其实，不论是有形的福祉，还是隐形的福祉，都攸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两种福祉缺一不可。但真要面临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形时，相信多数人将要接受壮士断臂般的痛苦考验。
稍感欣慰的是，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由人民网发起的调查显示，“环保”是网民期盼的2009年两会“最热词”。网友指出，今年北方大旱让更多人关注环保；还有网友建议进一步“为环保立法”，认为“牺牲环境换发展是绝对不可取的”，希望“今年两会能考虑地球暖化的问题”。
古人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现在看来，天地有大怒虽不言，而自威。无论是去年春节前的那次冰雪灾害，还是困扰华北大地的严重干旱，气候危机的频发让人们意识到，原本没有任何“商业”意识的大自然，正在以越来越强硬的态势，威逼人类为自己得到的环境产品和生态服务“埋单”。一如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言：吝啬乃大自然之本性，哪怕是些微小的恩惠，她都要向人类索要很高的价格。
时至今日，国人已置身于一个环境友好与科学发展观的语境之下。此语境对“友好”与“科学”的强调，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决心和愿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过去乃至目前严重存在的诸多不友好与不科学。
困难和挑战来自诸多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发布的《机不可失：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报告认为，受现有政策的影响，当前趋势将使中国走上不可持续和不安全的能源发展之路，其特征是消耗大量“肮脏的”煤造成灾难性的环境退化，以及对石油进口的过分依赖。能源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可能性，日益渺茫。
这就不能不同时拉开历史与现实双重背景的帷幕，观察中国发展的当代行程。以时代流变的眼光来考量，国人接受环保启蒙至今，光阴荏苒30多载，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新旧弈局的交替亦隐现其间。目前，中国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既是传统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弊端充分暴露的阶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关键的阶段。
重工业化时期的现实，在反映中国能源结构困境的同时更凸显了环境危机。由于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了明显损害。国内外研究成果显示，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世界银行根据目前发展趋势预计，2020年中国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经济代价达3900亿美元，将占GDP的13%。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
相关数据表明，目前环境已存在“透支”的局面，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也会远远超过环境容量所承受的范围，届时可能出现的大气污染将更为严重。此外，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明显增加，要求中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
如此一来，污染排放重、资源消耗大的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注定了污染治理的负担空前之大。一边是发展的需要，一边是环境的呼号，二者之间的尖锐性矛盾几乎不可协调，这也考验着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决心与智慧。
当行政手段的“环保风暴”刮到尽头，叫好不叫座的“绿色GDP”无疾而终，以“绿色信贷”为开路先锋的环境经济政策，自然成为了替代工程。也因此，在被问及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的效应时，周生贤坦言：就当前中国国情而言，即便环保总局变成了环境保护部，也不能包揽一切。其理由是，环保部门的直接职能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其直接组织的工作，比如污染防治等等；另有一部分是牵头组织推动的工作，比如环保产业的推进，更多依靠市场、技术、竞争来解决问题等等。
现实情境则是，在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程度往往呈递减之势。许多地方受传统弈局下单一政绩观的影响，难以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抉择平衡点，片面追求GDP增长。一方面盲目发展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同时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行为；一方面对治污工程不重视，未能积极筹集治污资金或未安排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要在短期内改变一些官员“宁可呛死不愿饿死”的歪理实属不易。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消费方式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必然达到较高的水平。世界上目前还没有既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先例，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必然会迫使它们千方百计转嫁环境危机。对此，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也表达过他的忧虑：西方的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东部先发展起来，再由中部转移到西部；当被转移地区的人为终于脱贫致富而一时欣喜时，千万别高兴太早，因为不会持续多久，马上就掉进“现代化陷阱”。
而这种对环境危机的“转嫁”，实则是生态殖民主义者们自毁家园的迷梦——在西方发达国家转移数百年，尝到无数甜头后，他们终于发现，阶级矛盾可以转移，社会矛盾可以转移，经济矛盾可以转移，唯独一个转移不出去，那就是环境危机。由此，潘岳说：谁让大家“不幸”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生存于同一个生态系统。
的确，地球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而言显得太小，资源有限，环境容量也有限。气候变化不光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也有危害；飓风不光袭击发展中国家，也袭击新奥尔良海岸。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种向外转移生态和环境成本的做法，都将是徒劳的。
新诺亚方舟
◎ 朱敏
要金灿灿的现实，还是绿油油的未来？乍听上去，这像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其实不然，现实与未来并非“鱼”和“熊掌”的关系，平时我们听到更多的还是：立足现在，放眼未来。
无可否认，目前人类同时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通俗地说是“明天怎样挣到钱”；还有就是全球气候危机和环境问题，直接涉及到“后天怎样活下去”。可是谁有办法保证，“明天”挣到了钱，“后天”还能活下去？放诸四海，芸芸列国，新鲜出炉的刺激经济方案中又有多少真正投向了缓解气候暖化和治理环境危机的领域？
或许与火烧眉毛的金融危机相比，全球暖化问题早已超越气候范畴。人类面临的不光是环境危机，甚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所谓生存危机，而更是一场综合危机。如今，世界经济与全球气候生态的保持息息相关，气候危机的恶化，加剧了大规模迁徙、饥荒。其直接后果是发展中国家将由此陷入永久性的贫困，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亦将随之被扼杀。
英国政府曾在2006年发布了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主持完成的评估报告。报告中给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画”出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图景：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则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五分之一的财富都有可能灰飞烟灭！而这显然还不包括对健康的危害，对生命的扼杀。
由此，不少人期待着在伦敦举办的G20峰会对威逼人类生存的全球气候暖化、自然资源贫乏、水资源短缺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等问题给予更大重视，使“现实”和“未来”能够无缝对接。期待者当中，既有像我这样重视“隐形的福祉”甚于有形的财富并积极倡导“绿猫新经济模式”的普通学者，也有像绿色和平组织那样为人类家园的未来和公民社会的进步，不断摇旗呐喊并付诸行动的国际环保组织。
峰会召开前夕，绿色和平组织公开提请“20国中的富国成员，包括美国和欧盟，需要承诺付出自己GDP的至少1%来发展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同时承诺停止对任何加剧全球变暖的行业的资助或者其他经济刺激手段”；同时，希望“20国中的其余的国家，要竭尽所能来摆脱肮脏的以煤炭为主的发展模式，进入清洁能源的发展纪元。所有20国应该确保其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于未来的绿色发展与可持续能源发展没有负面的影响”。
这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8年10月在绿色经济计划中推出的“全球绿色新政”可谓异曲同工。绿色新政报告认为：只需付出全球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或二，人类就有机会共同应对全球变暖，进入低碳经济模式，扭转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并拯救气候……这些在绿色经济领域的投入，将带来显著的多重收获和潜在的变革回归。
绿色经济计划与创新市场机制及财政政策挂钩，主要包括“激励性清洁科技创新，稳定及创造就业，保护脆弱群体；减少对碳的依赖和温室气体减排，减少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生态系统退化，防止其产品及服务的削减，解决水资源缺乏问题；促进达到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消除绝对贫困”。目前，已有一些国家把在基础设施、能源系统和生态系统上的环境投资视为经济复苏的最佳手段；另有一些国家对此尽管并不十分肯定，却也斥资于生态系统服务，如森林二氧化碳储存，以期为八成没有电力供应的非洲人提供可再生能源，同时给自己的未来创造回报。
受这项计划精神的感召，集合20个最大的发达及发展中经济体的G20会谈被寄予厚望也就不足为奇，那毕竟是形成全球绿色新政雏形的首个机会，更有可能在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直接推动一个积极而切实有效的全球气候协议的达成。人们想看到，政治家们将相关问题拿到国际会议的桌面上商量，在头脑风暴中寻求化解双重危机的路径。
然而，当会谈真正如期进行时，在世界举足轻重的G20对气候问题却“回答”得如此干脆——整个伦敦峰会居然从头至尾都未提及全球变暖或气候危机，更不要说在谈判中达成与此相关的协议。期待者们竭力想从中捕捉到有关气候问题的哪怕一点声音，却无功而返，以失望告终；又遑论环保主义者极为希望的那样，将应对全球变暖上升为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
这番结果，显然与国际社会的进步诉求有着不小的差距，让多数人大跌眼镜。
有的表示迷惑不解：难道国家元首们日理万机，无暇顾此？都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正被金融危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的列国巨头想必也考虑过这件事，只不过各自权衡一通之后，掂量出孰轻孰重，发现操心“救世”远不如操心“救市”划算——与其曲高和寡自讨没趣，不如盘算如何争取更大的谈判砝码，为了不分散自家的精力和别人家的注意力，就压根不提这事。
也有的为此忧心忡忡：难道列国巨头们被路易十五灵魂附体了？莫非那位极度自负的法国皇帝一句“在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名言在21世纪有了新的版本？但是当“洪水滔天”就在眼前，飓风、海啸、干旱、地震等等各种灾难争先恐后地来袭，诺亚方舟里的难兄难弟们怎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人们难以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以怎样的笔调和口吻描述这次国际会议？尤其在一个灾难层出不穷的巨大危机面前，巨头们竟可以表现出如此坚决的漠视。
当然还有人会说，此时时刻，让政治家们把心思放在应对气候问题上面恐怕太一厢情愿了，气候问题固然重要，但那终归是容得慢慢调理的“慢性病”，碰到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突发的“急性病”，也要先靠边站，得紧着急的先治！
殊不知，所谓的“慢性病”现在早已过了潜伏期，进入了显性化的阶段。何况，在救急的同时，也万不可以救治经济危机为借口，将积蓄已久的陈年老病“放一放”；再说，治疗讲究的是标本兼治，光考虑眼前金融经济而忽视长远气候环境，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难怪有评论如此毫不留情：把目前的救市资金盲目地投入到旧产业以及穷途末路的经济模式，只是浪费金钱，并且把子孙后代的未来用作抵押。
言外之意是，政治巨头们应当也必须，将这些难得的资金投资到推动企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鼓励适当而长久的新就业模式上来。这倒是一石二鸟的两全之策：既有利于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又能从中孕育出一个绿色的明天。
绿色救赎
◎ 朱敏
全球进入经济危机时代后，由外资和廉价劳力支撑的中国优势愈发失色。倘若不靠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人海战术以及价格战，又该拿什么去竞争明天、赢取未来？
趁着经济转型之机，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渗透，势必创造更多的中国价值。
长期以来，“卖苦力”式的粗放型增长，消耗了中国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在承受环境污染的同时，“中国制造”险些成为劣质品的代名词，并背负着倾销的恶名。近乎恶性循环的吊诡在于：处在价值链的最底端，你就没有议价的能力；而没有议价能力，就只能处在价值链的底端。这难道是不可打破的宿命？
以珠三角为缩影的中国制造业败局，令人扼腕！由外资和廉价劳力支撑的中国优势，随全球进入经济危机时代而愈发失色。倘若不靠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人海战术以及价格战，又该拿什么去竞争明天、赢取未来？
有个始终不能忽略也无法逃避的事实是，现代中国脱胎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直至今日，转型仍未完成。在过去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中，并无严格专业化分工的需求，强调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只需产品本身质量尚可，服务、行销、创新与附加值等等几乎都未被考量。从而，在渐趋专业化市场化竞争的今天，那些自发形成的百年“老字号”终于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大多折戟沉沙，渐成尘埃。
犹如朝雨涤荡，在经历纯粹逐利的恶性竞争以及由此而生的混局之后，急转直上，人们对品牌发自内心的尊崇，已经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强烈。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企业，都是怀抱、追寻直至实现“中国梦”的平等主体，在各自的角色上追逐着和而不同的梦想与荣光。
品牌，是一种绿色新经济。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历史记住了一个个乱世英豪；精彩纷呈的竞争市场，人们惊诧于一个个财富传奇，进而记住了一个个独特品牌。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成为财富的象征，联想、海尔等民族品牌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集聚起动辄数百亿元的品牌价值，对于“品牌”本身，我们更多的是尊敬。
如今品牌实力越发成为检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水准。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应以环境资源或低端的制造能力为支点；中国的发展，必须加强包括品牌在内的“软实力”。如果说市场经济和现代商业是助跑“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企业们，则是那一座座见证梦圆的活动哨岗。
与“创新”“创意”等作为价值标签反映时代内核的词汇一样，“品牌”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词，尤其被用来描述现代企业应当具备的格调操守与人文精神。
在全方位展开品牌角逐中，一些处于品牌劣势的企业将被无情地淘汰。此背景下，企业面对的一个共同命题是：如何积极应对和主动融入品牌经济？没有品牌的产品，只会被边缘化。国际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的焦点就越集中在自主研发能力和著名品牌上。循此关联，未来国际大市场的主宰，非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著名品牌的企业莫属！
这是个以品牌为内核、创新为标尺的新经济时代，现代企业公民承载和培育的品牌格调，正让中国这个东方巨人变得更受尊敬。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不再固守本土，束手无策地面对国际巨头对中国市场巨大利润的觊觎，而是积极利用现有优势在中国这块市场宝地上不断进行品牌耕耘，直至融入全球商业的华彩之中。
国粹迷思
◎ 朱敏
鲁迅曾愤而直言：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他揶揄“国粹家”们——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他还悲叹那位“早先阔多了”的阿Q做不好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甚至怕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被挤出来。
告别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人们似乎渐渐淡忘那些有关国粹的论争，开始重新考量民族文化在国际空间里的温度，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挖掘传统国粹中对于现代人的价值。
曾几何时，待在大都市的人们开始感到绝望，充塞于视线的似乎只有外来文化元素的堆积：东洋的二流音乐，南韩的残次，英伦的淘汰POP……偶尔出现一点非洲的Style，即被认作是品位与个性。按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资源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再怎么全球化、扁平化也受不了这等没落。然而今天，在西方经济和思想思潮的影响下，中华一些国粹急转直下备受质疑；中国古典文化的飘零以及海外商业文化的冲击，更使国粹悄然落入尴尬之境。
尚能让国人欣慰的是，中医在一些西方国家受重视，武术在海外传播，京剧也有不少洋人戏迷。前些年普京参观少林，使少林寺对外交流一时进入了非常高端期，这是对少林文化和少林寺价值的肯定，为中华国粹如何创新提供了镜鉴。
曾在各大电视台热播的《大长今》被某些国人称为中华国粹的“新瓶装旧酒”，这部由韩国拍摄的作品在讲述一个古代医女的故事时注入了现代内涵，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日韩之所以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再生性创造，除了其文化当中原本就含有传统中国文化的因子外，还在于他们完全市场化的包装与行销策略。
这让国人不免抱怨起国粹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孙悟空不敌米老鼠”。迷惘之余，杂音不断。各种颠覆和恶搞不时地搅动人们原本模糊的国粹意识，大有群魔乱舞之虞。精神上的信手涂鸦与亵渎无异，不难想象后果会如何。恶搞传统不是国粹，颠覆文化更不是国粹，那些被解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的东西，我们统一称之为“国碎”。
那是不是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文化应该躲进小阁固步不前？
还在担任巴黎市市长时，希拉克曾说：“我不信今天的建筑师会比过去的缺乏创造性。”这位法国前总统认为，城市不应当永远凝固不变，对巴黎来说，凝固就是灾难，每个时代都应该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标志。事实上，巴黎在尽量保护每个时代的作品的同时，并没有使自己变成化石，变成一个博物馆式的城市。
殊不知，1889年埃菲尔铁塔建造时，曾遭到小仲马、莫泊桑、古诺在内的名人联名抗议，但后来它却成了法国的象征。今天的巴黎人应当感谢一百多年前那些勇于为时代留下标志的人，是他们给巴黎增添了新的历史遗产。
但凡在现实生活中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要做到原汁原味保存是不易的，有生命，就少不了新陈代谢。文化若无新陈代谢，终究会食古不化。这样的东西仍将是“国碎”——国家级杂碎。
勿让国粹成“国碎”，同时，勿让国粹成“负累”。余秋雨在一篇日志里发出了自己接触希腊人后的感慨：他们拥有马拉松，知道最长的赛跑不能有任何负担；他们拥有维纳斯，知道最美的形体不愿有太多的披挂。
人与历史，谁更重要？
节能悖论
究竟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节能而不减排、减排却不节能，甚而使节能减排深陷困局？
为降低能源消耗，我们提倡节能；为减少环境污染，我们力推减排。随着政策将节能与减排这两方面贯穿起来，节能减排的社会语境很快形成。在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对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有如此强烈的愿望。
在大多数人的认识和理解当中，并称“节减”的节能减排，就像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弟兄，既不会轩此轾彼，更不会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冲突，甚至于将节能和减排当作一回事。然而在现实情境中，节能了就必定会减排、或者减排了就当然会节能吗？
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节能减排还会成为一个悖论：节能往往并不等于减排，减排也常常不等于节能。
节能未必减排。举例而言，有很多企业为了节能，将环保设施停掉，显而易见，这无疑又会增加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
减排未必节能。比方说，电厂减排1吨二氧化硫，约需耗电100度到5000度，不同技术有不同的耗能指标。保守估计，每年如果减排1000万吨二氧化硫，则至少要消耗10亿到500亿度电，而每年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也仅有500亿度。可见为了减排，不仅不节能，反而提高了能耗！
尽管在节能减排之路上，中国正坚定前行，但此番金融危机所暴露的中国问题，恰恰在于经济中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指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十一五”规划确立的节能减排“硬指标”：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如今这个指标尚有待完成，并且难度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愈加凸显。那么，究竟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节能而不减排、减排却不节能，甚而使节能减排深陷困局？
究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体制约束；二是技术选择。
先看体制因素。在中央，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落实节能工作，而环保总局负责落实减排工作，又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节能的统计工作，如同“九龙治水”；在地方，目前仍有不少地区将GDP当作硬指标，把节能减排当作软指标，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宁可饿死也不呛死”。这就从体制上导致了节能不减排。解决体制约束，核心是将节能减排统一协调，一起控制，从前端污染源开始控制，通过协同控制能实现“节减”成本的最小化，而这些皆应由市场来负责。这个市场，是指重新发挥市场机制的市场基础。
再看技术因素。导致这种悖论，与我们所采取的节能减排技术有关系。如果选定技术是在末端处理，会导致双重成本，将产生节能不减排、减排不节能的现象。但如采取了前端控制，则将会产生所谓的“协同效应”，既节能又减排。
就节能减排的措施而言，不妨借助贸易手段。如能在减少中国贸易价值量顺差之同时，平衡贸易环境逆差，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节能减排手段。若将环境逆差降低为零，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可完成6%，那不仅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且可大大超额完成。有诸多包括出口退税、社会环节的节能减排的关税、出口限制等贸易手段皆可进行。
破解节能减排悖论的症结，看来办法只有一个：切实加强节能减排的协同控制。这也就要求政策更有针对性，需要加快出台和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燃油税、资源税、能源税的激励政策，加大扭转环境逆差的攻坚力度，充分利用节能减排的贸易手段。惟此，方能真正确保节能减排取得重大的进展，从而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纾解眼下困顿缠身的金融危机。（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