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妙的古文今译

丁启阵

 

翻译，是一件很难做好的事情。“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恐怕是不能包括翻译这件事在内的。翻译怎么个难法呢？钱钟书先生有如下生动形象的比喻：

 

……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遗失或受损伤的结果是，翻译往往只能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结果。西方人说“翻译者即反逆也”（Traduttore traditore），中国人说翻译就是把绣花的纺织品正面变为反面，“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释赞宁《高僧传》）。因为翻译总难免有讹误，因此，想要通过阅读翻译作品了解原作，就仿佛“隔着被子嗅花香”。

因为翻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难到谁也不可能译出完美无瑕、众口称赞的文字，所以，关于翻译标准，就产生了种种的理论。比方西方学者中间，就有如下一些分歧：有人从语言学立场出发，主张翻译要讲究词语信息的对等；有人从文艺学的立场出发，认为翻译作品要具有与原作相同的文艺风格；有人从传播、接受的角度看问题，认为要使译作读者的读后反应跟原作读者的读后反应尽可能相近——从前林汉达先生以地道北京胡同串子话翻译英国作家狄更斯写伦敦底层社会的小说，就是一种尝试。中国学者，向来有执简驭繁的本领，“欧化”、“汉化”，“译事三难：信达雅”（严复语），屈指可数的几个字，也能把翻译理论说得八九不离十。

其实，翻译之难，不难在理论上，而难在实践上。实践之难，不难在语言、文艺、效果的不易相当、对等上，而难在社会要求的多样性上，即所谓众口难调上。

按照我的观察和理解，当今的中国，翻译应该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严复所说的“译事三难”，全都不存在了。“信”（忠实于原作）是不必要的，没人计较这个；“达”（通顺）不达也无所谓，言不及义也能迷倒一大批；“雅”（修辞考究）更是多余，弃如敝屣可也。当今翻译，唯一需要做到的就是：通俗，唯一要追求的效果就是：娱乐。一句话，通俗到能娱乐大众，就是最好的翻译了。“百家讲坛”上讲经说史火了的“超男”、“超女”，无一不是这个路数。

按照这个标准，我认为，昔日某君翻译《孟子·梁惠王》的一段文字，堪称经典之作。为了方便没有欣赏过这篇绝妙译作的朋友们阅读，这里将原作和译作，分左右两栏，排列如下：

 

原       作            译      作

                     （惠王两眼泪巴巴，叫一声孟二哥上前来听俺说话：）

  晋国，天下莫强焉       俺老子当年谁不怕？

  叟之所知也             这句话瞒不过你老人家。

  及寡人之身             到如今是俺当家，

  东败于齐               东边与山东老儿打一架，

  长子死焉               就丢了我一个大娃娃；

  西丧地于秦             西边又与那陕西佬打一架，

  七百里                 丢了我一个二百二又一个四百八；

  南辱于楚               南边又与那湖广蛮子打一架，他要我称呼他爸爸，

  寡人耻之               真是羞杀！

  愿比死者一洒之         俺今儿要想一个报仇的方法，

  如之何则可             孟二哥，您有高才，请你说说吧！

怎么样？够通俗，够娱乐吧？可以直接从“百家讲坛”走向“曲苑杂坛”吧？

究竟有多通俗，多娱乐，不比较是不知道的。为了比较，这里把专家杨伯峻先生同一节原文的白话翻译也抄录如下：

 

梁惠王[对孟子]说道：“魏国的强大，当时天下是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赶得上的，这一点，您自然很清楚。但到了我这时候，东边和齐国打一仗，杀得我大败，连我的大孩子都牺牲了；西边又败给秦国，丧失河西之地七百里；南边又被楚国抢去了八个城池。我实在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希望能够替我国所有的战死者报仇雪恨，您说要怎么办才行？”

 

有一点需要交代一下，杨先生的译文中，用的不是“晋国”，而是“魏国”，并没有错，这里是魏人自称“晋国”。

设想一下：倘若让杨伯峻先生跟上边那位某君到“百家讲坛”进行PK，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各位心里都比我清楚。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究竟是幸运，还是悲哀呢？

                                                   200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