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实质上要求全国上下不能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或者不能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更深入地说，是国家将全国的农用地，主要是耕地圈起来，冻结起来。将耕地冻结起来，直接造成了以下几个后果。

1、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

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速。但目前城市的扩张却受限于城市周边的耕地。有禁止占用耕地的国家法律约束在，城市化进程嘎然而止。于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迁就于经济的发展，违法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但占用了农民使用的耕地的同时，却未能按照市场的规则给予相应的补偿，造成了全国上下大规模的非法征地。有国土资源部门的监察制度在，耕地保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但这同时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城市被局限在周围耕地的包围圈中。城市不能再继续进行发展，周围的耕地又在荒芜或在国家的补贴下耕种。这就是中国城市化进行的怪圈之一----城市成了『困兽』。按照现有的工业发展速度，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我国也许可以完成城市化进程，将大部分农民转变成为城市人口。但随着城镇人口的急速膨胀，城市土地也会相应激增。这就形成了城市化进程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果耕地还继续保护，那中国永远都不能完成城市化，更走不出农业社会，也更谈不上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远景目标。

放开土地控制，没有了束缚，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走得更快，并且实现真正的『土地城市化』到『人口城市化』的文明实质转变。

2、『圈地运动』是为了实现部门利益。

18亿亩耕地是受国家保护的『动物』，任何百姓都不能占用，但国土资源部门是例外。也就是说，现有的法律体系和政策环境，国土部门掌握着全国土地的发放权。这块土地应该用于粮食耕种还是用于建厂房，或者是基础设施，由国土部门说了算。一方面，国土部门严格执行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这就意味着，占用耕地要经过复杂繁琐的各种审批手续，大大增加了土地利用的成本和贪污腐败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国土部门将全国的土地的使用权收入囊中，根据经济的发展形势对社会进行限量的土地供应。这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

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圈地运动』之后，国土部门掌握着全国土地的『生死大权』。于是，国家就能在向社会『出租』的时候收取大笔的『土地转让金』。这笔高额的『土地转让金』经过房地产企业之后导致房价高企，最终转嫁到每一个购房者。在此过程中，国土部门将土地左手换右手，取得了大笔的利润，成了政府创收的另一个『税务机构』。官方宣称『土地转让金』只占2～4成的比例，但行内人士却认为国家收取的各种费用占据了7成以上。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国家财政收入基本不依赖房地产业。因此房价也让能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公民接受。

放开土地控制，国家指定各种规则让社会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这就能够将房价降低到大部分百姓能够承受的水平。相应地，房地产业也就不会承受『暴利行业』的称呼。放开小产权的禁令，也能促进房地产的良性发展，避免『无竞争，一头独大』的垄断。同时，国家财政也能摆脱房地产业的严重依赖。

3、耕地补贴，粮食价格压制，农民收入低。

为了保护耕地，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周边，国家都对耕地进行补贴。即，你耕地，我给你补贴。这就是国家实行『保住18亿亩红线』的具体举措之一。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对农产品价格进行管制，使得农民耕作能得到的收入极其微薄。权衡补贴与耕作成本和农产品价格之后，大部分农民在保证自己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之外，都荒废了其他多余的耕地。根据茅于轼的统计，考虑到通货膨胀，我国粮食的价格在过去三十年里几乎没变化。试问，在这样的价格管制下，又有几个人愿意努力耕田致富呢？

如果放开价格管制，让全球的市场去决定的话，很多人就会认为我们的粮食竞争不过其他国家的，会导致我们的粮食出现危机受制于人直至饥荒出现。这种担心是没看到目前的一些情形，如我们国内的粮食价格在东南亚乃至整个国际市场都是非常低廉的。在黑市里，中国粮食价格远远高于目前市场售价。正因为如此，国家进行的粮食战略储备，即粮仓才会出现大量的『空仓』现象----有人将粮食卖到其他地方赚取高额利润去了。在传统的耕作技术和农民的辛勤耕作下，我国的耕地亩产量是出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耕地急剧减少的情况下，我们粮食还多年增产，且国人现在吃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因此要真正落实耕地保护，那首先得放开农产品的价格管制或者提高目前的价格，让农民真正能够单从事农业生产就能致富。这样，耕地就自然能够保护，而且可以逐年增加，无需看着耕地面积年年逼近18亿亩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