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之争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有人问我，在当下的社资之争，也就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之间，你支持哪一个。似乎是一个选择题，只有一个答案可以选，来决定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可是这里的根本谬误在于这并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建立在错误前提之上的愚蠢游戏，没有现实感和可行性的判断。如果支持“国退民进”，到了当下，剩下需要市场化的是，涉及国家政治安全的垄断行业，这是不可能国退民进。主张“国退民进”属于一千年都没不奏效的嘴皮游戏。如果支持“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增强是不会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只会使国家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征收，更加残暴，权贵官僚集团的利益盘子更大。总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是错误的。

　　“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的争论，深深陷入在改革意识形态的语境之下。如果你继续赞同改革，继续渴望政改，那么就请你自己在历史污泥中互相厮咬。

　　文革是动乱，改革是乱动，目前要做到的是不动也不乱。我要说的是，千万别期待在现有改革格局内解决问题，能够阻挡住，不进一步恶化就成。改革已经挽救不了改革。把改革三十年区分成前后十五年，肯定前十五年，批判后十五年，回到改革原初方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原教旨主义还是有其内在的致命的病灶：原有的办法，只会加重病情。垂危之身，手术也可能引起并发症。

　　不仅仅是实际上用改革名字展开的行动，会伤害改革理想，而且改革步骤本身，也会伤害。改革步骤本身，对于改革理想来说，本来权宜之计就有毒素，就有危险性。

　　改革本来就是高度危险作业，可以在邓小平的身上看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知道改革是一种权宜之计，走钢丝绳。与当时现实而言，它确实是华山一条路，可也是被逼，形势严峻。这种形势严峻，始终没有消失，也就是尽管获得不小的成就，还是在走钢丝绳。他知道并不能带来一个永久的安全感，只能缓解一时，或许成功，或许失败。

　　在改革进程中危险性，不仅仅改革步骤本身的失败本身，而且改革步骤本身也能带来。今天我没有从任何一位改革派的心中看到这种如履薄冰的紧张，而只有看到改革各位如同盲人算命，江湖郎中。

　　一线天的狭缝中，不得不前行，其中紧张感会产生高度的精神：越加感激改革。对越加绝望，对一线天的安全感，越加感激。所以在险境中为了安慰而大声歌唱，唱得很大声，以安慰自己，也安慰别人。随着改革的路，越来越宽，人们就忘记了危险根本是存在的，就像在大风大浪找到一个小舢板，于是抱在一起欢呼。把这种欢呼当作了真实，忘记了真正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卷入大海。

　　改革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一首伟大的英雄史诗，别学青蛙井底观天。如果把超出改革小舢板之外的政治风险算计进来，就可以看到，摸石头过河随时可能被河水冲走，在狭缝中艰难前进，随时可能山崩葬身乱石之下。

　　为了安慰自己的歌唱，因为一些成就，而被信仰。正如邓小平看到的，经济改革的成就并不一定带来安全，他提醒过于贫富分化，而重新陷入革命的危险。而改革派已经有耳朵听不到，有眼睛看不见。改革派听不见别人的提醒，陷入封闭型信仰，基本上可以诊断为老年痴呆症。他们还要继续推进，直到万丈深渊，浑身碎骨。

　　一种歌唱并不等于现实可能性。改革原教旨主义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想让改革获得成功的权力意志，这是一种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这是一种政治浪漫，而不是政治成熟。因为信仰本身和强大意志本身，并不一定带来成果。即使是非常理性审慎的筹划，还有非意图结果。更何况改革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乱摸，至今还没有章法和时间表。

　　改革原教旨主义仅仅是一种信仰，是对政治拯救的信仰，相信政治能够解决一切根本性问题。它把改革和文革搞成两个断代，改革对文革进行变天，从此以后是晴朗的天空，而背后文革是茫茫黑夜。这里就是古代改朝换代中的“变天”意识，换一个皇帝搞一个新纪元，一切就会好起来。这是一种意愿，却被当作真是可能性，来支撑改革的正当性。“我想让世界好起来”，不知不觉中转变为“我能让世界好起来”。

　　改革原教旨主义与底层人民一样，也和老左派一样共享一套思维方式。底层人民认为中央政策是好的，地方执行坏的了，所以对中央政府政策原教旨，重来一次。要把真正的东西实施了，就好了。老左派认为左的意识形态是好的，在执行的过程坏了，重来一次。要把真正的东西实施了，就好了。改革原教旨主义说改革方案原来是好的，只是执行坏了，重来一次。要把真正的东西实施了，就好了。

　　从后极权出发，改革原教旨主义向前，老左派向后，都是一根筋。这些都是把灵魂卖给魔鬼的的事业，依赖于一个“圣人王”的道德/文化结构，依赖于开明专制或专制。老左派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变质了，要回到理想中的，理想中的是掌握专政主权，然后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种理想从古到今，都是乌托邦空想。依赖于乌托邦理想，是狗进厕所找死。

　　改革原教旨主义可以抗辩说，我是要宪政，要终结后极权体制，依赖开明专制终结专制。达到这种目的，依赖于执政党的自觉。通过新圣人王（开明专制）带领的革命来终结旧圣人王（专制），形成现在的专制，与通过诉诸于新圣人王的自觉，要求新圣人王的自杀，是一样的道理和逻辑。

　　这确实体现为进步，可也同时体现为延续。如果没有致力于这种延续的终结，这种延续将是永恒的。那就是说从极权到宪政的那个跳跃，将是永恒的。永远也跳不过去，跳出来的都是新的后极权主义者。这么说，极权也将是永恒的。

　　而改革原教旨主义如此就把跳跃留在此岸，并且沾沾自喜，大声的自我赞美，而把宪政留在彼岸，虚无缥缈。自以为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其实下辈子也摸不到，倒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总是高出大量建设性意见，搭了大量台阶，空闻楼上响，不见下来人。

　　改革原教旨主义的目的依赖于陈旧的手段，如施特劳斯在《德国虚无主义》中所说，是一种道德对道德的革命。其目的能否实现，会被会被手段否定，改革会不会吃掉儿女，这处于巨大的悬浮中。当时老左派发动革命，同样是这种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彼岸是自由民主，这是毫无疑问呢。也就是说，通过把专政放在此岸全部地盘上，而把自由民主挤到来世和彼岸，手段便谋杀了目的。

　　改革原教旨主义，很容易把人民带回对80年代的凝固记忆，脑海中仅是文革之后的社会经济状态。可是改革到了今天，已经形成新的三座大山，而这些问题，正是改革对原来的文革遗产风化侵蚀和改造，形成的。所以今天面对的情形，和八十年代很不一样，脚下的大地已经变形，可是脑袋中的记忆如昔。

　　如此开出的方案制定出来的政策，真是刻舟求剑。不知今夕何夕，错把杭州当汴梁。不再是1978年而是2008年。改革生出来的歪脖病孩子，如今也长大成人，并且以蛮力财力，成为一方人物，老爹不能视而不见。改革建出来的违章建筑，如今已是高楼大厦，虽然是烂尾楼，但是已经楼高不见章台路。

　　对于改革派来说，1978年之后，改革是必经之路，改革不改革，可能是存亡问题。可是我要问，这是亡什么？改革所保存的专政主权，难道是我们所欲？顾炎武说，亡国不等于亡天下，更何况亡一姓而已。

　　把一种政治立场建立在虚无缥缈的，若有若无的希望之上，是极为危险的。而且即使成功，还是延续了主奴伦理。当对政治总体性没感觉之后，才会有这种误解。经过几十年的打战，阴谋诡计，互相残杀出来的政党，是最自私的。即使有这种可能，但是政治立场也不能建立在微小的可能性上去赌。应该在这个立场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作为幻想可以，不能作为政治解决方案。

　　不能把民间的政治立场，建立在一种改良的迷信和一厢情愿之上。如果对方刻意拒绝，那几十年不是白过了，一点准备都没有？应该划分敌我和最坏的可能靠考虑问题，从最坏的层面考虑问题时，是法治宪政的框架。相信可能的改革，是人治的思考方式，是一种专制的残余与补充。

　　改革派都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出路已经不可能。连文革和几十年的政治压迫，都无法打掉这种幻想。没有了幻想，他们没办法活。应该说，这种水平，与农民最后都不愿意抛弃对中央的希望差不多。都是人，有希望、怯懦都是一样。没有了联想，这个世界咋办。没有了改革，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世界咋办。

　　但是只有意图，而没有有效的行动，是达不到效果，相反会造成激发怒火。这种意图，按照改革的原初设想，完全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法信任等待。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即使能够展开，能达到当初意料的意图么？能给出理性的分析和可靠的担保么？我们相信，即使有，也是非驴非马的。

　　按照目前的改革走下去，即使强有力的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利于权贵，而没有人民参与改革，分享改革成果的可能，这完全是废棋。改革是棋盘的死期，无法作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两口眼。不要舍不得弃子，否则全盘都输。

　　已经发生重大的情势变更。改革派想的，拿到今天不能用了。还是希望一点一滴的进步，是一腔情愿的瞎说。专政主权作为关键问题，这里一点进步都不会。鲁迅教诲我们说，不要看到美女，就想到裸体，看到裸体，就想到上床。不要幻觉前十五年的进步，那是非关键问题。以前是非禁区，现在禁区。专政主权，就像公主沦落风尘作三陪女郎，卖艺不卖身，前十五年随便路乱摸，渐渐的看到你要动真格，脸色就下来了，开始限制。到了实质性问题，那种白日梦就别参与作了。

　　改革派倾向于缩小已有社会政治问题的危害性，认为可以消化掉，只要有政改，并不构成本质问题。可是问题恰好相反。这些在改革派看起来无关紧要，暂时的例外状态，或者病态，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已经判决改革必然失败，而且必须重造乾坤。这些决定性因素的能量和重量，放在整个大气候中，改革连修复的可能性，都小得比火星撞地球的概率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