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和三代人的交往

　　　　　　　　　　　　　　　　　　　　　舒　乙

北京人艺有五代人，我家虽有许多代，但有说词的大约只有三代。两者彼此交往的是北京人艺前三代和我家的前两代，说起来，话也够说一气的。

我本人最早看北京人艺的戏是1951年春天，而且是在中南海怀仁堂里。那一天，周总理向毛主席推荐看老舍先生的话剧《龙须沟》，把北京人艺的《龙须沟》剧组请到了中南海怀仁堂。老舍先生带着全家一起陪看。北京人艺则由焦菊隐先生带队。我记得，周总理恰好坐在我的前排。毛主席坐在场的另一侧。周总理来得相当早。赶到开演之后，我发现周总理焦燥不安，身子来回晃。好不容易演完了第一幕，周总理赶紧把焦菊隐先生叫过来，对他说：“请您到后台去说一声，告诉演员们别说得那么快，躭心毛主席听不清楚。”焦先生很亁脆：“我不去，我去了比这个还快！”

演员们给毛主席演戏，太紧张啊。那时，他们大多才二十多岁。

还有一回，老舍先生带着我去人艺排演厅看排戏。不记得什么戏，只记得排演厅在灯市口东口路西的二层楼里，离我念书的北京二中不远。

老舍先生给人艺写戏的高潮期我并没赶上，打五三年起我开始住校，五四年去苏联留学，五九年才回来，人艺演《春华秋实》、《茶馆》、梅阡改编的《骆驼祥子》、《红大院》、《女店员》我都错过了。六0年以后老舍先生的创作速度由于文艺政策的原因明显减慢，终于停写话剧剧本，改写小说了，最后小说也写不成了，只好去旅行参观写格律诗。但是他和人艺的友谊始终维持着。曹禺先生、焦菊隐先生、于是之先生、梅阡先生、叶子先生、赵蕴茹先生、凤子先生等等等等还是不断地来，一起喝酒、吃饭、聊天、喝茶、抽烟，不亦乐乎。

老舍先生有个好习惯，爱朗诵，写了剧本总要召人来朗读，剧院的人也爱来听，一则是个享受，二则听听他怎么念词，用什么眼神和手势，将来在台上都用得着。老舍先生总是谦虚地让大家提意见，一遍一遍地改，极认真。

老舍先生还有个好作风，不怕退稿。他的口头语是：我的好朋友是字纸篓。《一家代表》、《骆驼祥子续集》等等都属于此列。退了稿一点不灰心，依旧高高兴兴地写下一个。他常说：“总理又给我出题了。”我记得，有一回总理让他写一个宣传计划生育的本子，他说到这，当着大家伙的面，站起来，模仿一位大嫂，背上背一个，怀里揣一个，左手拉一个，右手拉一个，大一点的帮着抱一个小不点儿。他永远是形象思维，脑子里先有个人物。

打倒“四人帮”之后，母亲“接了斑”，成了北京人艺和舒家来往的核心人物，她写过一篇叫作《市宝》的文章，纪念北京人艺成立三十周年，写得非常好。人艺的“老”艺术家们常来找她画画，包括于是之、郑榕、蓝天野，他们还常常带着赵丹来。赵丹画画的时间多，于是之帮着题词，没带图章，临时用红颜料画一个。

那时候，高潮是重排《茶馆》。纪念老舍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人艺在首都剧场重演《茶馆》第一幕。不得了，获得了比老舍先生生前多许多倍的掌声、欢呼和眼泪。北京人艺毫不犹豫、立刻全本演出，而且远走法国、德国、瑞士，被誉为“东方舞台的奇芭”，惊呼“现实主义又回来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连演数百场，成了真正的经典。

这以后，我们全家成了人艺的忠实观众，人艺新排的戏，我们都有请必到，有戏必看。我还出席过“人艺之友”的集会，上台讲话，出席过人艺表演艺术论坛，发表过关于人艺风格的论文。

八十年代末，北京人艺决定为老艺术家们树碑立传，出他们的专集，合着叫《艺术家丛书》，我给叶子集写序，题目叫《戏，曾是她的生命》；我为英若诚集写了专文，题目叫《交叉点上的人》。我还写过《哭任宝贤》。也不止一次写过于是之。凡是人艺逢五逢十过整寿，我都要写文章，因为我爱人艺，盼着它好上好加好。我给人艺年轻的第三代演员上过课，讲老舍，讲人艺风格，讲人艺老艺术家的敬业精神。

我去过人艺的艺术档案室，那是焦先生创立的，在里面我发现了许多宝贝，有老舍先生从未发表的短文，有作者书信，当然，还有演员为人物写的那些奇妙的“自传”、体验生活日记和焦先生的批语。我以为人艺的艺术档案室是全国最好的艺术档案室，是不朽的样板。

前不久，我给张和平院长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纪念老舍先生一百一十岁诞辰之际，重排话剧《龙须沟》，理由写了五、六点。毕竟这是焦先生在人艺排的第一出戏，是于是之等老演员的起步戏，也是老舍先生因它而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的戏。很快，人艺艺委会就开会讨论通过了，同意启用新演员复排《龙须沟》。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二十世纪文学巨匠”展的“老舍角”里设计了一面墙，张贴了整整一百副老舍笔下剧中人的大剧照，五彩缤纷，琳琅满目，数一数百分之七十来自人艺！真巧，无形之中为人艺的三代人和舒家的两代人架起了一座密不可分的桥，一座人间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