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八群（左一）在职工宿舍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摄影记者马万冬

　　在大连，有这样一批经过“大连市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培训的志愿者，他们中有退休老义工、摆摊人、派出所协管员……

　　他们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与艾滋病易感人群同行，义务承担督导、宣传及安全套发放等工作。日前，本报记者走近了他们。

　　他

　　是大型企业外协队工会主席

　　“老顾，有没有那个东西？ ”9月14日18时，顾八群举着饭盒在农民工食堂里刚转了两圈，几个农民工就笑嘻嘻地朝他伸出了手。“那个东西就是指安全套。 ”顾八群不大好意思地向记者解释。大连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对艾滋病的了解也不够，而且他们的业余生活也比较杂，艾滋病对他们的威胁越来越大，对其进行干预刻不容缓。今年47岁的顾八群就是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威鹏外协队的工会主席，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艾滋病同伴教育者”。

　　顾八群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向外协队的农民工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发放艾滋病宣传册和安全套是在2007年8月。“第一次讲这个，觉得很憋屈。我是个工会主席，每天那么多事情要做，干吗做这个？”而且，当时的顾八群认为宿舍的管理严格规范，农民工们似乎并不需要了解这些。“发放安全套时，大多数人也扭扭捏捏，不愿意接受。但当活动结束时，一个小伙子追上我们，红着脸说想要安全套。”从那时起，顾八群认识到，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在宿舍楼安装了安全套售货机以后，我发现到了周末、节假日和发工资的时候，一箱39个安全套不到半天时间就销售一空了。 ”

　　顾八群所在外协队里的农民工来自四川、河南、陕西等十几个省。春节期间外协队放假时，顾八群也给农民工们布置了任务。“我让他们把在这里学到的艾滋病知识宣传给家乡的亲戚朋友，光宣传还不算，受到他们干预的人还要签字。 ”放假归来后，顾八群根据签字的人数，对农民工进行了物质表彰：有10个人签字的，发一块香皂；有20个人签字的，发一条高级毛巾……

　　现在，顾八群每次到外协队的宿舍，都会在兜里揣上三五十个安全套，随手发放给农民工。正说着，一个民工来找顾八群要安全套。顾八群觉得很奇怪：“你对象不是来了吗？怎么还要安全套？”这个农民工告诉顾八群：“是她自己提出来的，她现在也懂这个了。 ”

　　他们

　　是年过花甲的老义工

　　前不久，一场瓢泼的大雨肆无忌惮地冲刷着整座城市，当夜幕降临也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夜色中，王长锁出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他挽着裤腿蹒跚而行，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位63岁的老人是大连慈善总会的义工、防艾志愿者。

　　9月9日晚上7点多，王长锁和他的“红丝带在行动”小组步行了30多分钟，出现在大连湾的一家船务公司的宿舍楼中。这个小组有6名成员，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44岁，平均年龄60岁。从王长锁所居住的元宝山到中远船务公寓所在的李家村，两地之间没有公共汽车，每次都得步行。“节假日、工人下班后、雨雪天气都是我们工作的好机会，因为这个时候工人们都集中在宿舍里。今天出来前，我们几个还反复学习了相关知识。 ”说着，王长锁把大家分成3人1组，分头行动。在每个房间的门外，王长锁都往里看一看，选择人比较多的房间走进去。“大家好，我们是义工。 ”进到房间里，王长锁先作自我介绍，接着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简单提问。为了不引起外来务工人员的反感，王长锁把时间控制在最短，在他宣传防艾知识、演示安全套用法的时候，另外两个组员就负责发放资料和安全套、安排农民工进行签名。

　　在一个房间里，王长锁刚刚说明来意，就有人打断了他：“我们都是本分人，用不着听你讲这个。 ”虽然碰了钉子，但王长锁温和地劝说：“不光是你，你的亲戚朋友也应该了解这个。你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回去就可以讲给他们听了。 ”最后，对方心悦诚服地留下了王长锁发放的小册子。

　　许多人并不理解王长锁，觉得一个老人成天把“安全套”、“艾滋病”挂在嘴边儿不好，平日里冷嘲热讽也很多。但王长锁说：“我是农民出身，现在还在农村种地，但我耕种的是一种快乐，收获的是一种心情。帮助了别人，我的心情无比坦然。”在王长锁的干预下，两名受到教育的农民工自发成为了宣传员。

　　他

　　是路边摆摊人

　　老刘摆摊卖水果、饮料，不同寻常的是，他摆摊的地方有时会有站街女活动。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人流动性大，隐蔽性强，公安部门进行了多次扫黄行动，暂时还没能彻底取缔。“项目办工作人员找到我，想让我来做防艾志愿者，劝说这些站街女去参加免费艾滋病、梅毒的采血检测。我一听，这是个为这些女性健康着想的好事，我愿意义务干！ ”老刘说，承担下来这份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想到会这么艰难。“头一年，这些人个个刀枪不入，谁也不肯去采血。有的说我们是政府派来抓她们的，有的说我们有针孔摄像机，去采血时把她们都录下来。”为此，老刘没少磨嘴皮子。他从比较熟悉的几个人入手，告诉她们，虽然她们的行为违法，但国家仍然关心她们的健康，不然不会来帮助她们。在老刘动员几个人进行免费采血时，几个人对他说，自己“心疼血”，而且去采血耽误时间。“这样我们就采取了每次采血给她们发20元补助的措施。一开始给她们湿巾，但是不太受欢迎，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些人都是为钱才出来干这个的，直接给钱，她们就高兴了。 ”

　　瞅着三五个等活儿的女子在自己摊位上唠嗑的工夫，老刘还以聊天的形式和她们讲艾滋病、性病的防治知识。“她们经济能力较低，平时很少到医院进行体检或者看病，对讲座内容很感兴趣，就避免了以前不接受、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发生了。 ”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逐渐不再排斥老刘了。

　　她

　　曾是派出所的协管员

　　“大姐，今天有没有拿‘小泡泡’呀，多给我点！ ”在一家洗浴中心，高建花拿着性病、艾滋病预防宣传材料一露面，几个相熟的服务员便笑着凑了上来，向高建花索要安全套。

　　高建花是大连市慈善总会的义工，说起她成为同伴教育者的过程，还有一段故事。大连市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主管佟伟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给全市参与项目的义工们开会时，高建花就坐在第三排。会议开始前，高建花曾颇为抗拒地表示：“怎么让我来开这个会啊？艾滋病、性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但是，当会议结束时，高建花第一个上台对佟伟说：“这个活儿我就能干！那些娱乐场所的服务员我能接触到。 ”

　　原来，高建花是当地派出所的协管员，这个身份给她的工作创造了方便。由于经常到娱乐场所入户调查、查暂住证，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通常要“给点面子”。不过虽然不是一口回绝，但大多数人都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这时，高建花总是堆满笑脸，按照娱乐场所老板所推托的时间再次上门。时间一长，这些老板也不好意思了，纷纷把高建花请进门。

　　一开始，服务员们都不愿意接受高建花发放的免费安全套。“她们也有尊严呀，怕我瞧不起她们。”于是高建花换了一种策略，她对服务员们说：“这是送给你和你对象用的，你们也应该用安全套呀！ ”

　　现在，高建花虽然已经退休，不再担任派出所的协管员，但她的志愿者工作还在继续。“因为我把她们都当成了自己的姐妹。 ”高建花如是说。

　　■忧虑

　　志愿者离开后谁将继续走下去

　　从王长锁所在的大连湾街道到市内的疾控中心，往返路费需要近20元，但每次到项目办开会、培训、领取资料和安全套，王长锁和义工站的5位义工都要自费承担这些费用。如果选择晚间进行干预，结束后作为组长的王长锁还要掏钱请大家吃饭。

　　“在低档场所开展工作时，很难有新的志愿者加入。而且，对于现有的志愿者，我们也无法给予经费、待遇和地位的保障。如何扩大志愿者队伍、稳定志愿者队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每每考虑到这个问题，项目办主管、大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所所长佟伟都很忧虑。“同时，现行法律实际上与志愿者的工作相抵触，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

　　“我们的志愿者是可敬可爱的。但是，如果老刘不再摆摊了、王长锁和他的小组成员年纪大了不能奔波了，他们离开以后，谁还能够继续做这些工作呢？ ”佟伟如是说。 记者孙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