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再把马克思误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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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对一个人的生卒具体日期记得住。他就是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高中的时候，历史老师教我们用谐音记忆为：“一巴掌一巴掌打得敌人呜呜的叫，要爸爬山，山上有一寺”。我现在想，究竟谁是马克思的敌人呢？

一、马克思的敌人是“国家”

看了洪涛的文章《马克 思与韦伯》之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的敌人是“国家”，或者准确地说，是“旧的国家”。马克思的理想是国家的消亡，而这个消亡的手段就是“革命”。（所以， 列宁才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似乎信奉“普世价值”，尽管我们不太清楚他的“普世价值”究竟有什么内涵。也许，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他对于人的本质 （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自由人联合体”是他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设）的论述，体现了他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即“肯定之中有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充分发展，依靠普选制，而普选制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消亡，最终是一切国家形态的消亡。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马克思对于“国家”的 批判，无形中来自于一种价值观和道德关怀，是“前科学”的。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写道：“旧的国家是一种‘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 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他还认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 能靠兽性来维持。”

然而，马克思所谓的“道德”又是什么？他“怀疑一切”的座右铭似乎在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当然，他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马克思是反传统的，他反对旧社会、旧国家、旧道德，表现出强烈的革命色彩。

在《共产党宣言》中， 在回应设想的反驳即“共产主义却要废除……道德，而不是把它们革新”时，马克思愉快地指出，“毫不奇怪”，这种激进的革命“要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 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以普遍反道德的宣言而结束，即共产主义“对任何一种道德，无论是禁欲主义道德或者享乐道德，宣判死 刑”。

二、马克斯·韦伯反对马克思

马克斯·韦伯被看成是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洪涛认为：马克思与韦伯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与“政治”的差异，是一神论（“经济-社会”世界）与多神论（“文化价值-政 治”世界）的差异。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唯一的一个领域，即“经济-社会”领域，其他均从属于这一领域；而在韦伯那里，“经济”只是一个方面，而政治不但不从 属于“经济-社会”，相反，政治意味着人的根本的、永恒的处境，政治是人的活动场所。

他们的不同可以从对柏 拉图的那个“洞穴”的态度之中体现出来：马克思认为人类能够最终走出洞穴，置身于无阴影的光天化日之下，与之相比，韦伯则是悲观主义的，他根本否定铁笼可 以打破，根本否定有洞穴之外的世界。人的解放这一问题在韦伯那里就成了如何在政治中生活，即如何在洞穴中生活。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以经济来消解政治，而韦 伯将政治看作人的永恒的基本的处境，并且以政治来引导经济。

韦伯认为，经济发展有 时并不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进步，至少并不总是有利于文化进步，相反，冲突、斗争、文化的衰落等等倒可能是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在市场经济前提下，竞争并不总是优胜劣汰的，相反，倒可能是劣胜优汰。韦伯将矛头直指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庸俗马克思主义 （当时的代表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它尤其体现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它们在最根本的方面是一致的：都将经济领域视为社会生活中唯一自主、自律的领域， 其他领域则是他律的，即取决于经济方面。

马克思与韦伯的立足点 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观念。在马克思看来，“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马克思在尘世中却看到了一 个可以建设天国的力量，这就是生产力。政治固然无法超越自己，但经济却可以这样做。马克思的立足点在于“社会”，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 的人类）。通过“社会”（经济是社会的核心，因为“市民社会”就是“生产者与交换者的社会”），马克思的理想与“政治”相对立。“政治”永远无法自我拯 救，因为它不但是一个凡人的领域，一个尘世的领域，而且它无法找到超越自身的力量。然而，通过发现“社会”及其内在动力，马克思得以将“政治”纳入“社 会”之中，得以用“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取代古代的“人是政治的动物”，换言之，马克思以“现代”的社会（经济），与“古代”的政治 （价值或文化之争）相对立，并且使“政治”附着于“社会”，而这种附着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解“政治”。

韦伯猛烈抨击这样的一 种经济学：它以一种所谓“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把民族主义的价值判断视为偏见，认为应当采用经济学自身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经济事实，不受感情好恶与价值立场 的影响。他们将政府看作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与生产方式的保护者或推动者，不管是警察国家论（原教旨的市场主义），还是福利国家论者（甚至是具有强烈社会 主义倾向的人）都认为政治应该服务于经济发展。他们都主张一种普世价值，这种价值将超越民族国家及其核心民族文化，并随现代经济的扩张与经济全球化，带到 世界各地，进入所有民族，使所有民族文化成为地方性文化。韦伯指出，如果有一种“文化”可以成为超民族的普世文化的话，只能是幸福主义的，只能是“以不断 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认为“经济学工作的唯一可以理解的目的就在于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平衡’”，把商品生产的技术性经济问题或者分配 问题当作经济学核心问题。

韦伯指 出，经济活动并不是一种客观的、中性的、非价值的活动，相反，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活动是一种生死斗争（尽管在表面上可能是和平的）。因此，经济活动并不仅仅 是促进生活的舒适与安逸的，相反，它主要是各个民族国家的斗争的需要。政治经济学决不是一门普泛的科学。德国的经济政策只能是德国政策，一个德国经济理论 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也只能是德国的标准。韦伯指出，不能认为使经济达到最高发展程度就算完成了使命，天真地以为在“和平的”自由经济竞争中物竞天择的过 程必然会使经济最发达的族类自动取得胜利。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经济学不能仅仅以丰衣足食为目标，如果这样的话，它将损害民族的利益。经济发 展往往会腐蚀人的天然的政治本能，经济科学不能以腐蚀政治本能为己任，一味只知兜售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景观。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干预经济，是否以及何时开 放，经济自由化的程度，端视是否有利于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有利于民族国家本身。生产的增长，从来不可能作为无可争议的经济政策目标，它必须从属 于民族的和文化的价值。面包与黄油问题不应该是最终的政治目标。事实上，如果放任经济发展以自身的逻辑行事的话，那么，所带来的可能是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 与民族的分裂。

经济的一体化或全球化 并不能改变这种根本状况。如果说，马克思认为现代是一个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本质决定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特殊方面，因而阶级界线比国界线更根本，“工人无祖 国”，那末，当资本主义在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疆界时，韦伯试图固守这一疆界。就某种意义而言，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根本力量，即资本出于自身的逻辑 将突破一切哪怕在以前被视为神圣的界线，对此韦伯并没有忽视。在对东普鲁士地区的调查中，韦伯看到了甚至是那些曾经是德意志国家支柱的容克集团，也在为自 己的利益而大量招纳波兰民工，但是，韦伯从中更看到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捍卫“政治”之艰难与迫切：“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 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在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 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来反对民族的未来。”

三、鲍德里亚否定马克思“革命”的可能性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却依然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鲍德里亚断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消费控制当代人的全部生活，这是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最重要的定义。“消费……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动……为了成为消费物品，物品必须成为符号。”

在《消费社会》一书 中，鲍德里亚更重要的理论断言是：生产的社会已经被消费社会取代。他认为，在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传统的“生产主人公的传奇已到处让位给消费主人 公”。这个断言中其实另有弦外之音，即鲍德里亚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结构和基础已经从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现实判断。

“消费是一种确保符号 调控和群体整合的系统：它是一种道德（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系统）同时又是一种沟通系统，一种交换结构……这种结构以超越个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将自己强加 于他们。”这种消费系统不仅具有控制性而且还有助于防止马克思曾经期望的那种集体革命行动。消费者被集体地指派到与符码有关的一个地方，但却“不会导致任 何集体团结而恰恰相反。

“我们都是人质，我们也都是恐怖主义者。这种组合取代了主人与奴隶、统治与被统治、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其他那些组合。奴隶和无产阶级已经一去不返：从现在起只有人质和恐怖主义者。异化已经一去不返：从现在起只有恐惧。这是正在到来的超政治时代。”

四、中国应该回到马克思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市场化还没有真 正开始。市场化就像西方民主一样，是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市场化是社会的整体转换和跃迁，必然涉及到各个社会领域。然而，中国的市场化只实现了一 部分，这就是权力的市场化，或者说，权力的市场化阻碍了其他方面的市场化。（严重说明：权力其实是最不应该市场化的社会领域！）

中国人仍然纠缠于“政 治—文化”的争论之中，尚未迈进“经济—社会”的变革之中。中国人的生活由此表现为“物质—消费”的低级进化格局，而社会大众只能处于被精英阶级集体绑架 的状态之中。精英阶级尽管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但是社会大众的生活目标却是低级的“生存权”。在这样的低级进化格局之下，大部分社会阶层的政治、经 济、文化需求都被整体上抑制了。

就像鲍德里亚所说的那 样：这种消费系统不仅具有控制性而且还有助于防止马克思曾经期望的那种集体革命行动。消费者被集体地指派到与符码有关的一个地方，但却“不会导致任何集体 团结”而恰恰相反。由此，中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将无法积聚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这就像农民工一样，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相当困难的，需要时间、勤 奋和忍耐。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中国就像农民工一样，只能为世界继续打工。因此，稳定仍然是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

因此，中国的社会变革 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和理念。其力量源泉在于两个方面：一，要深刻反思中国的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社会效率；如果它是没有效率的，那么我们就应 该重新作出务实而理性的选择。二、要将西方世界作为中国的参照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社会领域实现平等对话，从而全面回应后现代西方的各种挑战。唯有 立足于这样的宏观视野，中国才不至于作茧自缚，国内的种种矛盾才能得到逐渐的化解。

“马克思主义”与“马 克思思想”是几乎没有多少关系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偏激的“马克思思想”，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利用这样的理论获得政权及其合法性。并且，这些 政权主张的经济体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计划经济模式，它彻底撕碎了传统，旧的国家、旧的文化、旧的道德，但却无法创新。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都对这种 “门外汉”的“马克思主义”表明了完全一致的态度：“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恩去世之后，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的社会模式，只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而与“马克思思想”关系不大。

我在《应酬国是：中国 为什么能够再次成为世界中心？》中说：“中国其实不是马克思的，而是马克斯·韦伯的。马克思的理想是国家的消亡，而未来的社会，则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马 克思厌恶政治，认为那是欺诈和压迫。他浪漫地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消灭政治。但是，韦伯却认为，政治将是永远的，我们只能存 在于‘铁笼’之内。人类不可能走出柏拉图的那个著名的‘洞穴’。政治是民族的、国家的，最高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看 来，韦伯说对了中国。中国人善于搞政治，善于忍受‘铁笼’，而且，中国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

有关学者的论述认为， 韦伯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而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代言人。按照我的理解，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是一种颠倒了的关系。乐观的马克思思想似乎在西方国家正在成为 现实，而悲观的韦伯思想却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实行。洪涛在其文章《马克思与韦伯——论“经济-社会”与“文化-政治”》中认为：马克思是在“经济-社会” 系统中解决人的自由或解放的问题，他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包含否定自身的力量，他的方法是打破资本主义铁笼，消灭国家。在韦伯那里，“经济-社会”系统只是一 个系统，而在它之外（更准确地说，在它之上），尚有另一个系统，这是永恒的、人之自然所在的领域，这就是“文化-政治”。

不过，历史让我们看 到，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相反，“经济-社会”系统与“文化-政治”系统中，全球合作的力量都在强化，旧的国家、政治边界正在打破，因此，全球化必然是人 类的未来，其实质就是“全球的社会化”。一个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倡的“全球社会系统”正呼之欲出。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让我们看到，它是马克思的，而不是韦 伯的。而且这个历史进程不仅仅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了体现，更在后现代哲学的社会思想运动中得到了回应。“保护社会”（福柯）似乎比强调社会的某个方面更加迫 切。而这正是马克思的思想。

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来自 商品交换，即市场化。市场化彻底改写了人类历史。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则改写了传统的政治模式。同样，市场经济的符号化，也改写了人类的文明史和文化 现象。然而，市场化的弊端并非是不可克服的，它有赖于社会化的力量。因此，韦伯的悲观主义是不值得忧虑的。但是，在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却继承了韦 伯的思想遗产。所谓“理性官僚制”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形态正在这些国家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它极大了破坏了市场化和社会化。其实，我们也看到，市场化 和社会化、后现代本身也产生了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动力。因此，当下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必需推进市场化和社会化，回归到马克思的思想本 身。

如果想力保一个“市场 中国”，不应该将责任全部落到政府头上。那是一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旧路。社会化本身要求，一个“市场中国”需要开放全社会的诸多领域，让社会自身而不 是仅仅依靠政府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马克思理论的精髓“经济—社会”告诉我们，“市场化”其实就是“社会化”，它必将消解“国家—权力”的人身依附 格局，让“政治—文化”服务于“经济—社会”。也因此，我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体系尽管不可通约，但却是能够并行不悖的。这也正是后现代社会的 特征。

Via：慧田哲学《吴三兴<中国不应该继续误读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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