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突击》，成才说：飞机最终会被击落、潜艇也会被击沉，真正残酷的战争是人与人的对抗。

现代科学的奠基哲学是笛卡尔、培根等人 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哲学，他们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也是可改造的。甚至可以认为整个世界包括人类自身都是一台机器，科学和技术就是要不断去把握这台机器的运行 规律中未知的部分，最终达到冥冥中存在的那个“可知”状态。这是全人类的愚公移山精神，每个人发挥的作用也许维护其微，但一旦全人类都被发动起来，研究成 果被层层的累积起来，发挥出的能量是空前的。所以人类在经过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后，在短短几百年就进入了工业，又在短短几十年进入了信息时代。

可重现和可证伪是科学的两大魅力点。尤其是可重现性，只要建立起一套类似于A->B的规则，那么只要满足A，B就一定会出现。这个特性使得科学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在牛顿时代，只有贵族和僧侣才有权利或时间来思考问题，而建立起了这种体系之后，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掌握一套科学规律。那些千百年无数智者思考的结果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就能完全被一个中学生领会。

这就是科学相比于任何已有方法论的一个无以伦比的作用：它能够在短时间批量生产出大量产业工人，迅速建立起工业体系。而在科学出现之前，一个作坊主即使很负责任，也要用数年甚至十数年时间才能把一名学徒教出师。

于是，人们似乎已经摈弃了“作坊”和“学徒制”，认为那已经是陈腐思想和剥削的象征。

然而，科学的思维是无法批量生产的。无 论学会多少科学原理，那都不过是工具，就像飞机和潜艇一样。最终是否能解决问题，最终是人的智力在发挥作用。科学和社会科学细水绵绵地把重复的东西沉淀下 来，为人类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但在任何一个利用科技成果发挥作用的工业团体，都不会允许其员工用“细水绵绵”或者“愚公移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科 学的悖论。

这也是“学者”的悲哀：一个学者，可以为 人类科技发展道路上贡献出一砖一瓦，可以掌握很多科学规律，我们能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很多启发，但没有学者能够回答我们“sponsored search该怎么做”。就像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能发很多文章，能论证“某两处疾病的关系”，但要临床，还需要十年磨练。这十年时间，要掌握的也 许是现代哲学所谓“方法论”之类的东西。中医绝对不是科学，但也绝对不能否认一位良医的治疗方法是“科学的”，而现代西医正因为缺乏这种方法，也缺乏追求 这种方法的精神，完全依赖于“科学定理”。

从课堂、著作中能学到的科学规律，都已经过若干层抽 象，为了保证它们的严密性。但也许只有哲学、逻辑学才涉及到”如何把具体问题抽象成能应用已有科学规律去求解“的方法，这些方法本身也是经过了若干层抽 象。无论是应用还是理论研究，就像抱着一堆砖瓦建材，面对着一个茅屋和广厦杂陈的城市，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堆。所以，我们读论文，参加学术交流，或者更加幸 运地找了某位大师级人物做导师。大多数论文的结果通常是无用的，我们要关注的只是他们如何抽象问题。跟着名师，也不可能象吃面包一样把他的智慧吸取到头脑 中，更有价值的是和名师若干天一次的沟通，听取他惜字如金的建议。但这已经够了，大师的弟子不一定都是大师，但大师的”高徒“仍然很多。

这也许就是”学徒制“的合理性，在作坊和学徒制下， 师傅不会设立课堂成体系的传授已经抽象的知识，但是很多绝技就是这样的方式流传下来，而且越来越精。直到现代科学把它们彻底否定并且摧毁。“古之学者必有 师……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吾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金庸先生在《越女剑》中说“原来伍子胥所要铸的，不是一口两口宝剑，而是千口万口利剑”。“科学”正造就了千口万口利剑，而“宝剑”却需要天赋和名工打造。

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这个聪明也许就表现在“方法论” 上的成就。也许这种成就客观上制约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因为“好的方法”通常不赞成大消耗的攻坚战。黄帝内经、孙子兵法、五行相生相克理论，都可以认为是方 法论，只不过到了精微之处就陷入了玄学。然而，“我思故我在”不也是极端的唯心吗？科学以反对上帝为旗帜，但值得讽刺的是，上帝给科学的出现提供了极大的 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