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需要基地吗？

　　丁启阵

　　众所周知，世上有许多事情是需要大张旗鼓建立“基地”的。例如：科学实验，发射火箭和航天器，青少年思想教育，军事强国驻扎军队，恐怖组织训练杀手。同样，世上也有许多事情，是不需要大张旗鼓建立“基地”的。例如：普通百姓的春日郊游，风流才子的寻花问柳，新婚夫妇的度蜜月，露水夫妻的幽会偷欢。自然，有些事情，是介乎两者之间的，究竟需要建立基地还是不需要建立基地，令人感到迷茫，不知所从。

　　在周庄村口看到立于1999（己卯）年的“中国作家协会江南水乡周庄文学创作生活基地”和“中国文联文艺家生活创作基地”两块石碑的时候，我就产生了这种迷茫：文艺创作，究竟是需要基地的，还是不需要基地的呢？

　　中国当代的作家、文艺家们到周庄走上一圈，或者住上三天五天、一年半载，就能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乃至于足以流传千古的作品？抑或，中国当代的作家、文艺家们不到周庄走上一圈，或者住上三天五天、一年半载，就不能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乃至于足以流传千古的作品？因而，非得以官方的名义在周庄建立一个基地不可？

　　这跟我们从文学史中看到的情况，很不一样：古往今来，似乎没有哪一部传世的作品是在某个官方设立的基地里被创作出来的。司马迁的名文《报任安书》中有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可见，司马迁之前那些了不起的著作，都是圣贤们在落魄潦倒的时候或身不由己的地方创作出来的，没有一部是在朝廷或官府划定的山清水秀的基地里悠然地完成创作的。司马迁之后，所有了不起的著作，也莫不如此。杜甫的诗篇名篇，莫不写在他“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的漂泊路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情况下，于北京西山一处乡村“满径蓬蒿”、“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房子里写出来的。不光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把杜甫、曹雪芹安排到某个朝廷建立的生活创作基地里住着，他们还能成为“诗圣”、写出《红楼梦》吗？

　　或许是我想得太多了，当初立碑的时候，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周庄方面其实都没有这种宏远的想法，只是双方若干领导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想要表示一下友好的灵机一动：文联、作协方面，因为受到隆重款待，要表示一下惠而不费的谢意；周庄方面，则觉得小地方来了大官员、名作家，蓬荜生辉、脸上有光，希望贵宾留下一点纪念物，为自己脸上增光，为招徕更多客人增添砝码。

　　立碑是整整十年前的事情了，“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今天的文联、作协，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点每况愈下的意思；喜欢于节假日去江南古镇徜徉一番的人们，也已经对周庄的过于热闹感到了不满。因此，立在周庄村口的这两块石碑，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200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