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最神奇的东西是电视机。

 

第一次看到电视，是托了外公家租户老姜的福。老姜据说是干翻砂的，但只翻一样东西，秤砣。我亲眼见过他们作坊里一堆堆新鲜啪活的秤砣，至今仍想不明白，为什么做秤砣也能谋生。就算每家每户都买一个——这显然不可能——像那样一个铁疙瘩，一百年也用不坏的呀。

 

总之翻制秤砣挺挣钱，有一天老姜就吩咐他女儿，带我们几个小孩去主任家看电视。据说那电视他们出了大半的钱，可是只能摆在主任家。主任，我记得他当时的发音就是这样。但老姜一家都是没户口的，为什么也有自己的主任，我不明白。或者应当是主人，不过，我们早已生活在人民翻身作主的新社会，又怎么可能有主人呢？

 

那天整个晚上都是播一个老头子，播他的一生，革命啦，批斗啦，冤死啦，火化啦。播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只有黑白两色，可我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直到荧屏上打出两个字：再见。我仍旧恋恋不舍，荧屏上随即出现了雪花点，发出吃啦吃啦的声音，我还偷偷伸出两根愚蠢的指头摸了摸，冰凉冰凉的。这容易理解，我这一晚上的耐心，并非因为那莫名其妙的节目，而是来源于对电视机这种神奇之物的尊敬，当然必须摸它一摸。对了，还得交代一下，那个“可怜”的老头子名叫刘少奇。

 

后来还去主任家看过几次，记得最清楚的有《柳暗花明》《爱情与遗产》《傲蕾·一兰》，之后主任渐渐显得不耐烦，于是也就不敢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非常盼望自己家里能有个电视机，然而要五百多块，想起来只有绝望。

 

万万没想到，外公家很快满足了我的希望。那年包产到户，他和舅舅们一年竟然分了五六百元，于是毫不犹豫去商店搬回了一台电视机，日立的，从此我们就和它依偎相伴，度过了多姿多彩的童年。

 

该说到正题了。

 

录音机很早时候就进入过我们的视野，地位却一直远远不及电视机，很简单，因为电视机同时愉悦眼睛和耳朵，录音机虽然能录能唱，但究竟也只是在愉悦耳朵上翻花样，境界不大，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你说，它录音机拿什么去跟电视机争强？

 

当然不可否认，录音机也的确有它独特的娱乐功能。《墨子》里面有个故事说，有个人喜欢唱歌，总觉得自己唱得好听，洋洋得意。终于有个直率的人告诉他，你的声音很难听，听到你唱歌，我们就想逃跑。他不信，于是跑到山谷里去唱。山谷把他的歌声及时传了回来，他觉得实在很好听，于是觉得别人都在嫉妒他。

 

这点我们知道，他是冤枉了别人，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不少人热爱在水房唱歌，因为水房回声大，再瘦骨嶙峋的歌喉，都能修饰得很丰满。于是这些人被称之为水房歌手。如果《墨子》里的那个人能有一台录音机，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那管保他会羞愧的。

 

我们当然也想听自己的声音，可是不能够。终于有一天，舅舅要结婚了。

 

那是我最小的一个舅舅，他结婚的时候是一九八四年，社会的车轮已经奔驰到了不买录音机不好意思结婚的时代，小舅舅既然想结婚，就只能咬紧牙关去买一台。

 

新录音机提回来的时候，我饶有兴趣地趴在他身边，看他调试，他七弄八弄，终于让我听到了自己难听的声音。不过我没有羞愧，因为早在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告诫我们要树立远大目标，当一个科学家，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声音好不好听，并不妨碍为祖国做贡献。接下来舅舅开始要给我们放磁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磁带，舅舅得意地说，这是从同事那里借来的，香港经典歌曲。

 

我崇敬地看着他，多伟大啊，还有同事。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小舅是个牛逼哄哄的纺织工人，拥有高贵的城镇户口，他的未婚妻也是城镇户口。他长得也一表人才，身手很好，曾经把一个骜劣的邻居打得满头是血，是我童年时的偶像。我的大舅舅也是公交公司的工人，可是他不善交际，一个同事也没有，或者说，他虽然同事很多，却像商纣王一样众叛亲离，相当于没有同事，而且重要的是，他的老婆也是农村户口。我的二舅舅呢，则夫妻俩都是农村户口，自然也不配有同事。只有我这个小舅，才活得像个八十年代的新青年。

 

小舅把磁带往机器里一塞，按下了按键，我以为悠扬的乐曲声就要出来了。但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喇叭里竟然飘出了一阵哀乐。这哀乐我很熟悉，每次某个中央大佬挂了的时候，我总能在无所不在的宣传机器里听到。这算怎么一回事，我呆了一会，马上爆发出爽朗的笑声，“舅舅”，我对他说，“这就是你说的香港经典歌曲？”

 

舅舅也傻了，马上再次按下按键，自嘲地说：“拿错了拿错了，好啵，有什么好笑的。那个扇头，怎么给我乱拿磁带。”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地笑。一直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我想起舅舅这件事，依旧依旧哈哈地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