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4万亿的投资规模相比，4万亿投资的支出结构更具争议。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之后，决策层对最初的支出方案进行了调整，如图1。

图1 调整前后的4万亿投资支出结构

调整后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保的资金部分有了较大的减少，分别从18000亿和3500亿下降到了15000亿和2100亿，而相应得到增加的是保障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以及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所需的经费，分别从2800亿、400亿和1600亿上升到了4000亿、1500亿和3700亿（加文献）。

这种调整反映了一种应对危机思路的悄然转换。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值得肯定的。

原先的计划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资金被用来作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用于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的资金只有5%。我们认为，这种选择包含了相当大的风险。大规模基建的最大效用在于，它对GDP的贡献是立竿见影的；对拉动上下游产业的需求和生产，以及在短期内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是明显的。其不利之处在于，将进一步扭曲需求结构；其对提振消费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政府部门投资于基建将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 “挤出效应”；大型基建项目的仓促上马，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资源浪费、不正当竞争甚至工程质量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此外，基建项目对经济的拉动是主要效应都是一次性的。我们的估算已经表明，这种安排只有在世界经济在短期内能够复苏的条件下才具有潜在的合理性。

事实上，刺激计划的安排从着眼于短期的调量向中、长期的调结构发生了转移。保障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所用资金比例的增加，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内需结构。这一系列的民生工程的推动，将有助于启动消费，从而获得更加长远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对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扶持，则是对供给结构和经济核心增长力的培育。在当前形势下，这种转变显然是明智的，它反映了我们的决策者在短期目标和长远发展的权衡中，给未来赋予的权重有所上升，相比初始的计划，未来也相对获得了更大的操作空间。然而，另外一个问题也随之诞生了：这种转变无疑是好的，但是否足够呢？

对此，我们暂时无法给出一个简单地评断。但是我们可以参照、比较美国最近公布的经济刺激方案来提出我们的一些观点。见图2[1]。

图2 美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支出结构

首先，美国刺激计划最重要的短期手段是减税，最终真正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10%，相较于我国调整后依然达到38%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而言，美国的刺激方案更多地体现了市场机制内的调整——减轻企业负担，让其遵照市场规律，自主的扩大生产。政府调控经济背后隐含着的对市场经济的忠实信仰是根深蒂固的。而中国却截然不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生活的痕迹十分明显。在应对危机的机制选择上，两国显然都是依靠目前各自最有效率的方式。从短期而言，很难马上分清优劣。但从经济发展的长期，乃至经济复苏之后，刺激计划的淡出角度，由于着眼于市场的调节机制，美国的刺激手段显然负面影响更少。

其次，如果说上述差异反映了中美两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那么，在美国的刺激计划中，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的所占的比例合计将近20%。而中国在调整之后的4万亿计划中的相应比例不足10%。则提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尽管内生增长理论（Barro（1990）、Devarajan等，1996）基于特定条件下的产出和资本积累具有正反馈效应，否定了新古典理论中边际收益递减的假定，从而肯定了财政支出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正面作用。但如果不将财政支出的一部分直接或间接的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或者新兴技术研发，依然不可能提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因而，从目前的做法来看，显然，美国更注重经济增长源泉的培养，这也是美国长期能在全球各领域居于霸主地位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没有根本性（或者说是直接）的扶持作用，并且多少也剥夺了未来的增长机会。因此，面对这场危机，美国的应对是着眼于长期的增长动力的培育，而中国的做法则多少有点“短视”的意味。这种发展思路的差距，可能会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长期内依然会远远落后于美国。

此外，在调整后的4万亿计划中，安居保障工程所占的比重上升较为明显（上升到10%），这无疑体现了对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福利的一种政策倾斜。但是对比美国相应的投资比例（18%），调整之后依然略显不足。如果单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然存在着争议。传统理论从投资的不可分性、激励（Mirrlees,1971）以及财富集中和增长能相互促进的角度论证了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则从资本市场不完善的角度驳斥了这些观点（Benabou,1996），最近的研究表明，政府对资本进行再分配，产出水平将提高。因为这样达到了资本市场完善的效果，所以再分配既提高了效率也增加了公平。同时恰当的设计再分配政策也会促进总的激励效果(Aghion和Bolton,1997)。如果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对低收入者进行某种形式的补贴，无疑会增进社会和谐，这对于基尼系数高达0.47的中国来说尤为显得意义重大。

这样，我们的结论便是：与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相比，4万亿投资的支出结构显得短视，对中国经济增长痼疾和培育核心经济增长力以及社会公平的长远考虑尚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