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工会的作用有多大？
相应与对市场与资本的总体肯定，萨缪尔森对工会的态度是总体否定。当然，作为以中立面目出现的学者，他首先承认工会提高了会员的工资：“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会员劳工的工资比非会员劳工的工资平均高出10%-15%”（第194页）。然而，他认为，“如果工会将其工资提高到竞争性水平以上，他们的收益是以非工会成员的工资损失为代价的。”其基本逻辑是，由于工资高于市场水平，使雇主的招工需求下降，引起“古典失业”，非会员劳动力供给增加，因而损害了非会员的工资。也就是说，工会工人的高工资不是从雇主的利润大饼中分到了，而是从非会员工人的腰包里掏出来的。这一结论在政治上意味着挑动工会工人和非工会工人的矛盾，从而维护雇主的利益。这一结论经得起经济史的检验吗？
萨缪尔森自己承认，产业革命给19世纪的工人带来的是“一周工作84小时，还不包括吃早饭的时间，甚至是吃晚饭的时间；一个6岁的儿童可能要干很多的活；如果一个妇女被织机切掉两个手指，她还得要用剩下的8个手指继续干活。”（第184-185页）这与今天美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技术进步与生活条件恶化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怎样缩小的呢？是技术进步自然而然带来的吗？
不是的。如果没有英国工人大罢工和宪章运动，没有法国里昂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罢工，没有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和劳联—产联的斗争，没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威胁俾斯麦的铁血统治，没有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利益，那么儿童也许仍然是劳工市场的组成部分，劳动时间也仍将是每天14小时、每周七天，被切掉两个手指的妇女也许仍然不能享受工伤医疗和经济赔偿，还得继续留在劳工市场上。由于劳工市场的过剩供给——只有其中那些老弱病残者的死亡才能减少劳动力供给，劳动者将继续相互在最低生存线上残酷竞争，劳动报酬无法提高，劳动条件将无法改善。正是有了罢工，有了工会，才争取到每周6天（或5天）8小时工作制，才能让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让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能够安度晚年，才使工伤事故能得到基本赔偿，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根本上改善了一切劳动者（无论是工会还是非工会工人）的谈判地位，使劳动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工人运动和工会不仅增强了单个企业的工人的谈判地位，而且通过劳工立法使全体工人的地位得到了法律保障，市场经济才有一点文明的外观。
不错，在斯密所虚构的完全竞争市场上，工会成员的工资如果高于竞争性水平，雇主不得不减少雇工，从而增加失业。然而这一推理还可以继续下去：即使雇主减少雇工，有工会企业的工资水平还是高于竞争性水平，该企业就将被市场所淘汰。照此逻辑，在完全竞争市场上，高工资、工作条件良好的企业将被低工资、工作条件恶劣的企业所淘汰，从而使工会无法建立。但是，这并不符合二百年来的工业经济历史，虽然有“劣企淘汰良企”现象存在，但却也存在大量“良企淘汰劣企”现象。高成本的良企何以能淘汰低成本的劣企呢？理由有二。
第一，与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相反，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市场进入壁垒加高，垄断利润变得越来越丰厚。在垄断型企业中工人组织工会增加工资，不会招致低成本竞争者的威胁，甚至可以将增加的工资转嫁给消费者。垄断型雇主一般存在于高固定成本、低可变成本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人工资只占成本的一小部分，每个工人给他带来的利润远远超过他付给工人的较高工资，他裁员的动力不足。由于工会工人的高工资存在，非工会工人在与其雇主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将增添筹码。同时，高工资还产生了服务业的需要，使非工会工人的就业机会增加。第二，变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恶性互动为良性互动，从而释放了改进工艺技术、提高质量的潜力。例如，欧文改善了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工人的热烈回报，利润与工资成本比反而上升了。在完全竞争模式的崇拜者看来，完全竞争是效率最高的帕累托最优态。然而事实上完全竞争不但使企业与企业处于激烈战争状态，更重要的是使工人与老板之间处于激烈战争状态，最极端的情形是罢工、怠工、破坏工具，次一级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而雇主一方为防止工人的这些行为，就需要有一整套监督、管理的人员和制度，这就使企业运行成本大幅度上升。所谓管理成本，其实绝大部分是劳资方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成本，即劳资战争带来的成本。提高工人工资能降低劳资战争烈度，从而降低战争消耗，提高合作效率，把饼做得更大，从而使企业的竞争力得以提高。正是由于这两个理由，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断发展，发达国家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才有显著提高。从这个意义上，工人运动是使弱肉强食的市场逻辑得到控制，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文明化的根本动力。
工人运动不仅使社会现象文明化，而且使技术进步得以在深度、广度上拓展。如果没有工人工资的提高，传送带、机器人、洗衣机一类节约劳动的机器可能就无从发明；汽车、计算机、传真机、商品住房乃甚至钢铁、煤碳、石油等各项产业就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市场，难以产生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工装设备。由于产业规模狭窄，技术发明的预期收益减少，风险较大而有创新性的发明就可能无从出现。如果没有工人工资的提高带来的职业自豪感，无数工艺细节的改进就会缓慢得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也许就受到损害。
由此可见，工人运动在整体上提高了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劳方在产出分配中的份额，抑制了弱肉强食逻辑的作用，对于二十世纪发达国家的繁荣和文明进步至关重要。
当然，工人运动并非一帆风顺。资方总是希望贬低工人运动的作用，挑动不同国家、种族、地区、职业、企业的工人相互竞争，破坏工人运动，杀害或收买工人领袖，甚至赤裸裸地用暴力镇压工人运动。虽然这对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不利，但是这个阶级总是短视的，充满了对工人的蔑视和偏见，因而常常在追求短期利益的同时破坏他们的长远利益，落入群体性囚徒困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资产阶级终于懂得了向工人做出让步的必要性，于是才有1935年美国工人罢工合法化的《国家劳资关系法》。该法是美国劳工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转折点，此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初，就业于大工业的工人普遍地组织起来，“美国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由20年代的1/10迅速上升到二战结束时的1/4。自70年代初以来，随着许多产业的管制被解除和国际竞争加剧，工会的垄断作用被削弱了，工会成员占美国劳工的比例逐步下降。”（第193页）
与工会组织的强大相对应，二战结束自70年代初美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黄金增长时期，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大幅度上升，工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总需求十分旺盛。但是，在大资本看来，自由竞争的手脚被捆住了，强大的工会阻碍他们获取更多利润，因此他们总是希望能摆脱工会，其恰当的借口是国际竞争激烈。由于美国企业的工资成本三倍于西欧，十倍于日本，因此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被削弱。面对这一现实，原则上有两种办法可选，一是加强贸易保护，使国际竞争烈度下降，从而维护各国现有生活水平，但是工会将继续享有重要发言权；另一种是推进自由贸易，利用国际竞争，削弱工会，削减工资，但是世界市场需求会缩小，繁荣会消失。美国资产阶级选择的是后者，他们纷纷将生产线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并以工厂关闭或转移相威胁，打退本国工人的罢工威胁。70年代是发达国家劳资斗争最激烈的十年。萨缪尔森承认，“70年代美国工会经常使用这个工具，每年举行的罢工多达300次。但近年来罢工在美国劳工市场上实际已经消失。其原因在于，罢工经常给工人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美国1981年举行罢工的有关机场导航系统的工作人员统统被里根总统解雇。1987年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举行过罢工，但后来不得不回去工作，因为老板使用替换队员。1992年一家制造重型设备的大公司卡特比勒公司的工人举行过罢工，6个月后，当公司威胁永远不再雇用他们时，这些工人不得不结束罢工。罢工并未能损害企业这一点，使得在过去20年中工会的整体实力大大削弱。”（第195页）上述变化的要害就在于全球化，即用国际竞争来威胁国内工资水平，用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工来威胁发达国家的工人。
有意思的是，当萨缪尔森叙述完工会力量消长过程后说：“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工会力量的削弱会降低工会成员的相对工资，但不会降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请看图12-1中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你能说明1980年以后工会影响力的下降对劳动所占份额的影响吗？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没有什么影响。”
为说明问题，只好将图12-1剪贴在此：
我看此图其实恰好说明了工会运动的重大作用。在二十年代柯立芝繁荣的末期到大萧条初期，劳动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仅为60%；罢工合法化的1935年，这一份额即上升到空前绝后的最高峰75%左右。此后一度回跌，由于战争时期冻结工资而没能冻结物价，且禁止罢工，至1945年二战结束时该份额降至最低值65%左右。此后至1970年的黄金增长时期，该份额曲线上升至72%左右。70年代劳资双方的激烈拉锯战期间，该份额上下波动。由于劳方在全球化压力下败下阵来，此后这一份额即快速下跌。其实，图14-7可以更充分地说明这一比例的变化。请看：
在上图中，1979年为资本收益率和每小时工资变化趋势的转折点。此后工资上升缓慢，而资本收益率急剧上升。
由于统计数字设计和数据收集上的缺陷，上述趋势分析只能大体说明问题。实际上，普通美国人的感受最清楚。七十年代以前，一个普通钢铁工人可以轻松地养活妻子和孩子；九十年代，夫妻双方同时工作还感觉生活压力的沉重。美国《每月评论》杂志曾发表过一组具体的统计数字：美国大公司总裁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差距，1980年为40倍，1990年为85倍，1997年为326倍，1999年为475倍。这就更清楚地说明了劳动者收入的下降。
由此可见，萨缪尔森据以批评工会作用的理论模型与二十世纪的现实相去甚远，理论模型本身又存在严重逻辑缺陷，因此其批评完全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