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世纪门槛上，每个中国人的感触都有不同。

这一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50美元。中央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21年前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但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深圳2000年人均达到5000美元；而四川只有510美元；贵州只有280美元。

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让沿海先发展起来，是前20年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沿海地区迅速跟上世界的潮流，成为“世界工厂”，中西部地区与沿海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人类所有阶段的生产力形态，在中国都可以找到：大城市在推行信息化，进入E时代；而在西南深山，尚有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

不仅是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在90年代后进一步拉大。

先富起来的农民，不少迁往城市，农村和农业持续承受着人力资源和资金的净流失。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成为实质上的“二等公民”。乡镇提留，农业税，多数用于供养乡镇政府的冗员。小水利垮了；农村医疗垮了；沉重的税费，种地亏本，农民再无积极性，任由土地荒芜。这一年开春，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也全部关门歇业，农村金融服务出现了空档。

这一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和现役军人人口为126583万人。人口被控制住了。但专家们还是难堪：一是老年人口比例，中国已进入老年型社会——“未富先老”，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如何养老？二是中国基尼系数跨越0.4的国际警戒线，这意味着贫富差异在中国，已超过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同时逾越了社会容忍的限度——中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全国平均线以下，只能说勉强温饱。

中国被撕裂为两部分：“口岸中国”和“内陆中国”。后者一直为“口岸中国”进入全球化大循环透支着自己，奉献着自己的儿女——他们的名字叫“农民工”，在其时已有1亿以上。他们吃苦耐劳，没有社会保障，其中7%的人伤残，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城里人可以歧视他们，但谁都知道此时的中国，核心竞争力正是劳动力的价廉物美。

农民的痛苦，还是表达出来了。

2月10日午夜，一个用最毒的语言诅咒自己“该下无数次地狱”的乡党委书记，鼓起勇气给总理写了封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是湖北的李昌平。他站到了他所在的组织的反面：税费是维持乡镇乃至县财政和官员生计的基础；而把农民按在土地上，不给上级添麻烦，是守土一方的干部之责。他拒绝了这份责任，只有跳到体制之外，用笔和嘴为农村农民农业继续呐喊。

河南的高耀洁医生，在与省市县的各级官员斗了四年后，身心疲惫。她确认了他们只会阻止她，永远不会帮助她。在河南乡村，有着数以万计的因卖血感染爱滋病的农民，感染原因是采血方式。她拿出所有积蓄，自己编写自费印刷宣传防治知识的书籍向农民分发。

被边缘化的农民，也有用极端方式的表达：这一年，国人了解到张君特大杀人抢劫案。这个团伙在9年间横行五省市，致28人死亡、5人重伤，抢劫财物530余万。有媒体深入到团伙成员的家乡。他们是农民，种地无收入；他们曾经打工，但收入微薄，看不到出路；最后“拜了码头”，一变而为反社会的罪犯

这一年开始，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开始为执政党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开始布局；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向；而十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提出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改革的成果让所有国人分享。

夏天，走私案值达500亿的厦门远华案侦结，牵出700多干部，包括省部级。另两个大贪官被抓，也吸引了公众视线：两个大贪官被抓：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和广西书记成克杰。打击出口骗税，使最早一批特区的汕头，从此星光暗淡，经济一蹶不振——靠左道旁门致富，是国家意志所不能容忍的。

12月京沪高速公路贯通，中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6万公里。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也在这一年筹划或实施。

3月，台湾陈水扁当选“总统”。一个月后，北京人把注意力放在一部戏上——《切.格瓦拉》。这部戏连演一个多月。理论家们借此重温不恤牺牲的革命者情怀，并为此语无伦次。京城的时髦男女，像是怕错过一场时装秀，朝圣一般赶到剧场——他们的“革命”，业已成为一种行为艺术。

这一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获得28面金牌。

——知名媒体人 杨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