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忏悔

▲廖进中

一个复兴传统文化的风潮大浪，近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又掀起。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讲究“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廉耻”，现在对比回忆一下自己少时的一些往事，不知能否矫正我曾被扭曲过的灵魂。

一、“偷”集体

是大办“公共食堂”那几年，记得一个严冬的某夜，爷爷早早上床睡了，只有妈妈、弟弟、妹妹和我，一起围坐在用几块石头堆成的土灶边烧树蔸烤火。烤着烤着，弟弟突然哭了，再过后，妹妹也闹了，问其“为什么”？起初不说，问了几次后，才讲是“肚子饿得很”。妈妈翻遍全家上下，空空如也，就连在大队当秘书的哥哥“开后门”给妹妹买的如今称之为“奶粉”的老米糕也全吃完了。

说“空空如也”，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出当时“空”的情形。就是那年上半年，妹妹一岁多点点，生病了。爸爸不在家，进龙须塘当钢铁工人去了，妈妈就一人背着妹妹先到茶元头看了“邱先生”，至今不知“邱”字是他的“姓”，还是“名”，反正是当地老名医，没效；过几天再去兴隆街公社卫生院，仍然不见好转，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只好去枫林铺找岳先生，他是我同学岳鼎的爷爷。妈妈后来告诉我，中药处方开了，还缺几份配不齐，看到妹的病情紧急，也就顾不了许多，能抓几份就几份，抓了就望家里赶。行至唐家坳，妹妹的脸变青了，眼看不行了，妈妈又急匆匆加快步伐，一路哭着跑回家。到家了，就急着要我和弟弟找柴去熬药。可一眼望遍屋里屋外，灶里灶边，没有一点柴草。突然，我往没铺楼板的楼上看，瞧见了一只烂箩筐，马上爬上楼，拿下来，急急用脚踏碎，边哭边熬。药一煮开，立即先倒出半小碗，用嘴稍微吹凉，就往妹的口里灌。真是苍天有眼，不该绝我妹妹命，才喂了几口，奇迹出现了，妹妹居然能哭了，过几天，痊愈了。半个世纪了，我一想到此事，就特别感激这只生产队没集体化的“烂箩筐”！

回头再说那夜事，实在没有其它办法了，妈妈最后轻声对我说：是不是去生产队甘蔗地里“偷”几根甘蔗？要说明的是，我们那里本不宜种甘蔗，只是那几年为了给糖厂提供原料，也被上面安排种了，虽然产量很低，质量很差。当时，已是冬季，秋收早过了，就留部分甘蔗用土掩着，以为来年作苗种，一般是堆放在地里，靠坎而盖埋。我犹豫了一下，看看弟妹的眼泪，看看妈妈的无奈，再摸摸自己的肚皮，就下定决心，很不情愿地回答：“那就去吧”。

屋外北风呼呼，伸手难见五指，我和妈妈出了门，离家不远就有甘蔗地，但为了避免事后嫌疑，我们就尽量走远一点。到了一块叫媒子丘的田圹傍，小心扒开了掩土，用力抽出了4根，再迅速把土还原，就扛着甘蔗打回转。可就在我们颤颠颠猫着身子回家的路上，不迟不早地看见了几个左邻右舍，好紧张！好紧张！但再仔细看，他们的手中，也拿着甘蔗，只不过他们的是被折断了的，没有我们这么扛着的显眼。就这样，大家心照不宣，互不招呼，我那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到家后，妈给甘蔗剥叶我擦皮，先让弟妹啃，直到弟妹的口腔牙唇被甘蔗刺破，流血了，我和妈才嚼了几截，并喊醒床上的爷爷，也给了他一截。吃完后的甘蔗渣，连同甘蔗皮，一同放入灶中，一作燃料用，二为灭痕迹。

但甘蔗地里的“痕迹”，无论如何总是还在的，几天后，生产队开会，说是为了保持来年春天的甘蔗种，队里准备派民兵夜里巡逻，这种现象才慢慢制止下来。

事后几十年，我一直在“反省”：为什么不讲规矩要去“偷”？虽然，是“史无前例”这一次！也一直在为自己“辩护”：孔乙己“偷书不算偷”，我肚子饿了偷甘蔗，也应不是“偷”而是“拿”——甘蔗是集体的，我是集体的人！但无论如何，面对传统的那个“忠”，面对祖宗的那个“耻”，我总是心怀愧疚，直到今天！

二、“吼”爷爷

我的爷爷叫廖松田，每年腊月二十六，是他的生日。他经常在外人面前“吹大牛”：他与毛主席是“真老同”――同年同月同日生，我也曾为有这样的爷爷而自豪。后来，我长大了，才对比明白，爷爷诞生的“甲午”――1894年，与毛主席的“1893年”，应该相差一足岁。

我们村虽小，只十几户，却是“五门杂姓”。听爷爷说，刘家、李家、何家和廖家，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大概是一百八、九十年前，爷爷的爷爷带着我们廖家，从后来出了个与我同辈的国民党抗日名将廖耀湘的那个叫新邵土桥的地方，搬到了现在的这个穷山村。先辈们用半斗荞麦买下了我现在老屋所在地的那面黄板石小山坡，扎根在此，挖山垒坪，建房筑窝，打长短工，生男育女。

因为穷，曾祖父五十岁才娶了老奶奶生了爷爷他，取个吉名为“松田”，寓意日后能置块能轻松耕作的好田地，一直艰苦奋斗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临近解放那几年，才初步实现了那愿望。因为穷，家门前的那些肥田沃土，是绝对买不起的，就只能到离家几公里远的没有人烟的“皂角冲”买下几块水浸田、山边地。总不忘合作化前，看着爷爷和父亲，一步一步艰难地翻过那座前面提过的名叫唐家坳的陡荒山，挑着牛粪去种地，牵牛去犁田，那山的坡度，虽然没有精确测量过，起码也得有70、80度。

1960年代的一个礼拜六，我从邵阳市二中兴冲冲回家，带了一周节省不吃的中餐――6个馒头给爷爷、妈妈和弟妹填肚子。可恰恰遇上了生产大队开批斗会，批谁？斗谁？其他人，我不记得了，反正除了每会必斗的“死老虎”――富农分子邓再英，我那个老实憨厚的苦爷爷是其中之一。批斗爷爷的理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思想落后，说怪话”。什么叫“思想落后，说怪话”？就是他不该经常说他“吃不饱”，对“新社会”不满嘛！虽然，看到有积极分子举手打爷爷、抬脚踢爷爷，我心疼，但我当时感到好没面子，躲在屋里哭鼻子，我也开始恨爷爷。

清晰记得有一次，我与爷爷一起挑着稻谷去十几里外的长阳铺送公粮，我十来岁，挑五十斤，他七十几了，仍挑一百二。路过已经“人民公社”到外队的那田那地时，他又触景生情对我说：“你还记得吗？这田以前是我们家的”。那会儿，我这个正在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要求“入团”的初中生，就再也忍不住了，放下箩筐，全忘了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孝”道，全不顾忌爷爷的感受，大吼又大叫：“难道我们劳动人民也想‘分田单干’复辟资本主义”？“难怪你要挨批斗”？“难道你要我们子孙后代总在人家面前抬不起头？”

三、“斗”同学

1958年，国家“大跃进”，我读四年级。因为学习成绩在班里总第一，又听老师话，也能“出得众”，刚过十岁，我就开始当上了枫林铺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仍兼着我们班的班长――那时叫“班主席”，当时，我们公社属邵阳县管辖，还到塘渡口出席了“小英雄会”。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当年，为贯彻毛主席“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我们曾好几十天硬着屁股坐在学校对面的马路上，为铺320国道碎石头；我们经常翻山越岭去学校后面的田家坑、肖家冲、三角塘等生产队，为支援农业去田地里插秧、挖红薯；我们也曾赤着脚丫赶到新滩镇附近的南岗冲锤铁矿，见识农民伯伯如何为给炼钢高炉输氧气而拉风箱，如何为实现祖国产钢“1050万吨”目标而遍地砍树烧木炭作燃料。

是年冬天，我们还打着红旗、哼着歌曲，步行20多里到江北公社高村渡大队去“支农”：收甘蔗，摘桔子。我们矮小的身体淹没在比我们队种的高许多的甘蔗地中，小手被锋利的甘蔗叶刺破了，流血了，我们不哭；胆怯怯地去爬上那些我们队没有的高高桔子树，一不小心摔下来，腿碰青了，我们还笑；每天收工后，吃完钵子饭，我们还要开会总结，谈心得，讲理想，唱红歌。

总不会忘记，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班主任陈国威老师有事不在，就指令我组织同学们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人突然举手，他说他看见孙素华同学在摘桔子时，偷偷地在吃桔子，为了不被发现，她还把橘子皮埋到甘蔗地里了，问我应该怎么办？

天啦！怎么会是她？她是我家隔壁生产队孙孝西叔叔的女儿，平时我们常在“孙家庄房”的山上看牛扯猪草，她的年龄比我大两岁，有时也还照顾过我。这可给我出了难题，我犹豫了，喜欢高谈阔论的我不作声了。但众目睽睽，我就学着当时大人们的办法，要她站起来面对同学们，把“学习会”转变成了“斗争会”。会上，同学们你一言我一句地数落起这位女同学来，问她“偷吃”了几个？还有人把此事提高认识到“破坏集体生产”，“损害‘三面红旗’”云云。最后，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了，并当着大家着作了检讨。说是“确实太饿”了，“只是一口一个，吃了两个很小很次的”，大家嫌她检查不深刻；只有等到她说“从未吃过，口太馋”，且保证今后一定改正时才放手！

但不幸的是，自那以后，每当她与其他同学因小朋友间的琐事而争吵，有矛盾、闹摩擦时，同学们就经常以“贼”相讥而诬蔑她的人格。过了不久，不知是因为家庭困难，还是因为这次的“批斗”，她就退学了，再过几年，听说她嫁人了，几十年来，我们就从未再见面过。

此事一直在我心中隐隐作痛，每当想起此事，我就有一种愧对同学的不安：不“悌”，不“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