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此时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奇官’罗崇敏”这篇文章，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关于领导文化与组织文化互动的案例。上课的时候也经常提到这一案例，觉得既是一个生动的组织文化演变的例子，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变迁的缩影。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云南省教育厅走廊上的装修气味保留了罗崇敏的速度。这位56岁的新任厅长履新不久，就把各办公室款型、质地各异的门换成了统一的朱红木门，并将墙壁粉刷一新。

　　教育厅的新“样子”还包括：55岁以上处级干部全部卸任，全厅处级、副处级干部公开竞聘；云南省10个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职位向社会公开选拔……

　  昆明新同事正忙不迭地适应新领导的风格，红河的老同事已在感叹：“直到罗书记离任，我们还没完成跟他的‘磨合期’。”

　  在中国版图上，偏居滇南边疆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少为人关注，但在罗崇敏任州委书记5年间，这片无声之地出现了极富想象力的新名称：弥勒县有限责任医院；推行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尝试了理想主义式的迁徙自由与城乡户籍二元制的破除；在一个“牛马满街跑”的城市建造了80米宽、30公里长的壮丽无比的红河大道及大批欧式建筑；在封闭的“边城”进行了传媒体制的改革……

　　与每个敢于挑战尺度的中国官员一样，罗崇敏饱受热议。他到上面开会，曾有领导半开玩笑：“你慢一点，不然不是我们领导你，是你领导我们了。”

　　有人认为，他的“全盘改”只是在红河建立了一个乌托邦。一些举措涤旧扬新、立竿见影，另一些却陷于“下改上不改”的系统不对接中，在他离任后就已开始变形。有人笑他“政治幼稚”——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

　　一位熟知他的红河官员分析他的从政轨迹及升迁速度，“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官员，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官员，一个没有可复制性的官员。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力主改革的地方官员在中国官场的生存空间与命运。但显然，他绝不算是一个悲剧性的官员。”

　　文化学理论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传承者，每一个身上也都“镶嵌”着一种文化的符号。尤其是对于人群中的“高位者”，比如有权力的人、有知识的人、有经验的人、岁数大的人等等，他们可能是组群文化变迁的核心，因为文化的变迁，往往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就罗崇敏先生的例子，我们可以进行两个方面的文化分析：

　　第一，罗崇敏的故事折射了我国官员文化的变化。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一般都提倡官员的“温良恭谦让”，像罗崇敏这样的官员，向来是不大“受待见”的，尤其是在传统社会。而近年来像吕日周、仇和以及罗崇敏这一类官员的出现，以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没有“不见容于”当政者，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官员群体文化正在逐步地发生着变化，对于有个性甚至有一点儿“特立独行”的官员，我们官僚系统的容忍度多了一些，宽容度高了一些。文章中说到的“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力主改革的地方官员在中国官场的生存空间与命运。但显然，他绝不算是一个悲剧性的官员”，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官员体系的“水”中，终于有了另类的鱼种，无论怎样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了。正如我在另一篇博文“牛仔文化来了”当中提到的，这是否预示着我们传统集体主义文化的消解和个体主义文化的萌动？

　　第二，罗崇敏的故事更生动反映了领导文化与组织文化的关系。上面的第一点说的是罗崇敏作为官员集体中的个体如何体现文化的变化，在第二点中想说的是罗崇敏作为这样一个领导者的个体，在他所领导的组织中，对文化变迁所起到的作用。谈到组织文化，我们一般都有一句“口头禅”式的说法：组织文化就是领导文化！尤其是在权威主义文化甚为“浓重”的我国，许多人的这种看法中，包含着他的感受，也包含着他的无奈。那么，从罗崇敏的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出什么？

　　文章说，“一些举措涤旧扬新、立竿见影，另一些却陷于‘下改上不改’的系统不对接中，在他离任后就已开始变形。”其实，这句话便很好地阐释了领导文化与组织文化的关系。就是说，领导文化对组织文化的变迁起到重要的启动作用，但是组织最终的文化形态，恰恰不是按照领导的全部意图实现的，而是领导的思想与组织固有的传统文化冲撞、妥协以及反复博弈的结果。

　　或许，个体文化对组织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就如同在一个坚硬的顽石上奋力撞击出来的一个小白点。也或许，人类文化的演进，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小白点逐步放大和逐渐加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