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孤独六讲》蒋勋老师显然认为，台湾是一个可以有距离的去对抗大陆儒家传统文化的地方。不然他也不会在这本书里拿孤独说事儿，却针针扎向儒家。给儒家扎针也没什么好与不好，不过是因为这个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至为深远，说什么都绕不开他。想说说孤独这么个人的事儿，也还没绕开他。为啥？因为孤独在儒家看来从来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比如说吧，儒家几千年作用的结果就是既不敢正视孤独也还不允许别人孤独，谁孤独了就把谁从孤独里拉出来然后接受公众的检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会儿群体的公权力显然能把法律都给盖了。这个从语言上就不难看出来，比如儒家文化讲“巧言令色鲜仁矣”于是“观其行”。其实换一个角度，所谓“巧言令色”就跟“白马非马”那个辩证一回事儿，如果从语言逻辑的角度看是没错儿的，十教九流都知道这是两个概念，是辞类的问题，谈不上“巧言令色”，如果你觉得这种诡辩很不耐烦，“鲜仁矣！”那只能说明你非常儒家，包括“子非鱼安知鱼之类子非我安知我不至于之类”在儒家看来也是毫无意义的对话。可见儒家果然并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只是没有精准性就不会有法律语言的规范，没有规范的潜台词就是这套语言系统里有大量的可能性去容纳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而且以中国人的机巧是可以怎么说怎么是的！

所以说法律这玩意儿在儒家看来无关紧要，还不如道德要紧，而儒家的道德说白了就是别人对你或者你对别人的私生活的看法，都是针锋相对的，完全没打算以检视自身为起点或者就是光说不练，所以其实怎么看都像是情操表演！那么既然全民都在玩儿“情操表演“，就看谁演的真不真的时候，那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一点儿空间去“孤独”。

这种孤独就是比如你问问自己：“生命没有意义，我，还要活吗？如果变成了卡夫卡的那条甲虫，还要活吗？”但是这种问题对于儒家的入世来讲基本上不屑一顾。这种不屑一顾就跟他们认为“公案文学“也很无聊是一回事儿。因为他们确实不欣赏禅宗那套当头棒喝的响亮和触怒以及其对于儒家僵化语言的一个颠覆。

确实，当儒家文化发展倒宋明之后，单纯语言上就已经滑入一种假象。而这会儿禅宗认为，所有的语言都会使修行者走向一个更加荒谬背叛修行的道路，所以最后干脆把佛法大意变成一则一则的“公案”，比如释迦摩尼拈花微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这会儿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准度里制造语言的暧昧。就是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却在这种传达里主观造成语言障碍。所以说，禅宗讲一个人苦修面壁沉闷的时候，和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孤独的状态至少在形式上很像，但是这个静坐冥找回清明初心是和儒家文化有悖的。儒家讲进取，而你一个人跟墙角枯坐讲孤独呀，觉得是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可惜我们的文化并不特别鼓励这套。“出世”两个字全是随便说说而已。不过是终南捷径。所以说你就不能老玩儿孤独了，不然你就被踢出社会了。

再拿伦理举例子，因为你如果伦理上感觉孤独的话，那同样可能被踢出社会。比如“乱伦”这事儿，其实乱伦的不合理性不在于性，而在于对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分类合理性的质疑。不过就是质疑一下嘛？为啥就被我们的文化拿过来口诛笔伐。在伦理中，我们有一个拟定扮演的角色，但是一个好的伦理环境就是应该允许对于这个角色感觉不舒服的人有互换的机会，否则很容易叫一些人在一代一代的延续中受伤害！比如我就会想“我不结婚，可我想有个孩子玩儿”，这个肯定殊异于儒家传统，但是其实也是一种伦理。而且确实有人在这样做。也据说这么做不容易，但是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话，那么道德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而这种在艰难之中的坚持其实正是伦理重新的开始。因为毕竟已经开始重新对待伦理缺憾的那个部分以及在伦理之中孤独的人了。所以其实还是，尘归尘土归土伦理的归伦理道德的归道德好一点。

另外，儒家文化并不强调孤独感也在于这种文化从来没有跟人描述过一种乌托邦！都是入世的。既然不存在一个乌托邦，那就没必要在现世之中做任何自我砥砺的忏悔而且也不鼓励任何人做任何的反叛，总之人性的面相和偶像选取的依据务必要非常单一。然后就和谐社会了！在这个和谐社会里，你好意思孤独吗？你孤独了好意思说吗？你说了有人理你吗？所以久而久之这件事儿就淡忘了不重要了，如果说不小心在某个瞬间想起来的话，那在下一个瞬间也必然变成其他的体制或者改革，总之是不用麻烦你个人去想孤独这个事儿，你是十几亿分之一，仅此而已。甚至连知识分子都阉在期间，就是有太多禁忌不去谈孤独，就像不去谈论所有大家想要而不敢要的东西一样！可惜文化的平衡是这样一回事儿，就是当一个面向戛然而止的时候，另一个面向往往容易变得不切实际！

附笔，最近还在读上海译文的《十一种孤独》那个写的更温柔。都是小人物的卑琐和现实的无能，其间有着各种热切的寻找希望和付出，但最后还是只能窝窝囊囊的活着。孤独是真的，因为人心本质上是非常传统的其实想和别人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关系。只是，并不容易，甚至大多时候都没有资格和勇气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