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本文发表于：《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12月10日，总第317期。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2]本文内容主要基于一篇研究性的论文，详见：陈钊、陆铭、佐藤宏，《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第121-132页。
行业的铜墙铁壁是怎样炼成的
陈钊
市场机制的成长本身就体现出了两重性，一方面，它的确激励了生产率更高的人们，另一方面，它也使得那些拥有社会关系网络的人更能够借助于市场机制而获得高收入。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些非市场力量的因素正在起着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近，国家发改委一份《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报告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期舆论也把关注焦点再次聚焦在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
现阶段的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包括：个人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
行业间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在扩大
在可以找到最新统计数据的2007年，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高收入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而排在后三位的低收入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其中，行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比值是4.4倍，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这一比值仅为1.6。而在更为细分的100多个行业中，收入最低的是畜牧业，与之相比，收入最高的几个细分行业依次是证券业（14.6倍）、航空运输业（7.19倍）、其他金融活动（7.18倍）、软件业（6.6倍）、计算机服务业（6.4倍）和烟草制品业（5.5倍）。
有人批评行业收入差距有失公正，反驳者则认为，行业之间有收入差距再正常不过，道理很简单，行业间收入的不平等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果真如此吗？从经济理论来说，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进入壁垒，那么，企业间相互竞争，就将使超额利润趋于零，每一种要素的回报---包括劳动者的收入---都将趋于均等化。所以，如果人们发现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那么，首先就要看一看那些高收入行业是不是占据了市场的垄断地位，如果没有行业垄断，那么，这个行业的高收入就不会持久存在下去。
国内有些行业被指为垄断，这些行业的“领导”还不承认。这其实没什么好不承认的，我们国家的垄断行业大都是因为行政性的管制所造成的。如果这些行业不承认垄断，我们只需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有钱，也有技术，想开一家同样的企业，行吗？
在中国，很多研究都证实了垄断和竞争性行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工资差距。我们的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可以对1988、1995和2002三个年份的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由行业间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而且，在经过收入差距成因的分解之后，行业间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高。在1995~2002年期间，行业间工资差距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增加，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按照道理来说，国有企业应该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分红，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垄断利润可以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情况就好得多了。
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两个必要条件
不过，行业垄断并不一定就带来这个行业员工的高收入，对于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还得同时从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原因。
有时候，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高收入是因为该行业员工拥有别人做不了的技术，那么高收入就无可厚非了。比如说在大学里，普通的后勤工作收入并不高，而教授收入相对高一点，但是教授却不是人人都能做，目前在大学里教书都要有博士学位，而有了博士学位的人还并不一定能找到大学的教职。此类行业收入即使高一点，实属正常，老百姓也没有怨言。但是，研究发现，高收入的行业不是大学教育这样的行业。
以制造业为参照，“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这5个行业的收入仍然高于制造业，这个结论是在已经排除了不同行业的员工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差异之后得到的。与制造业相比，“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的收入在1988年并不显著更高，但是到了1995年，这两个行业便成为高收入行业了。在1995至2002年间，这两个行业与作为参照系的制造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进一步增大。在2002年，这两个行业的工资分别比制造业高16.3%和21.0%。这些被我们发现是高收入行业的工作，是不是换了别人做不了的？
如果劳动力市场是没有行业进入壁垒的，那么高收入行业的“金饭碗”就人人要凭能力来争取，其结果必然是竞争使大家为了得到金饭碗而自愿降低工资。于是，垄断企业即使有超额利润，也可以企业留着，而不必给员工加工资。所以，如果的确存在着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那么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因就是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和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是形成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两个必要条件。产品市场上的行业垄断维持了企业的超额利润，而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则是造成不公平竞争，使得特定行业的超额利润转化为个人垄断收入的必要条件。
凭什么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接下来，就需要进一步问：是谁，凭什么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中国古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除了那些可能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工龄、年龄、健康状况等）之外，社会关系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影响行业进入壁垒的非市场力量。我们的研究发现，“找工作时有更多人可以提供帮助”的确可以提高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多一个人帮忙找工作”的作用基本上相当于多一年教育、多一年工龄或者年轻一岁。在中国，家庭背景也可能是帮助个人找到好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的研究也考察了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对劳动力市场行业进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父亲的更高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都有助于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父亲是党员对于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的作用相当于给父亲增加了近10年的教育水平。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同时还发现，那些处于高收入行业的人还更可能是相对年轻的老党员，也就是说，早入党，政治上表现好，成为老党员后就比较有利。不过，话说回来，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人认为党员身份体现了个人能力，所以，还不能简单地将党员身份归为“非市场因素”。
中国如果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就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打破行业进入障碍，实施有利于行业收入均等化的政策。根据我们对2002年的微观数据的分析，如果能够实现行业间的收入均等，那么，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大约5%~10%。我们没有更新的全国范围的数据来做类似的分析，不过，从观察上来看，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可能是在近年来进一步扩大了。因此，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的平等竞争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够打破由于非市场力量导致的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便可以控制这些行业的不合理的高收入。
此外，如果家庭背景的确构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那么，打破这种障碍就能够提高代际的收入流动性，给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以获取高收入的希望。
在有的经济学家看来，像社会关系网络这样的“非市场因素”是与市场力量互相替代的：市场不完善时，“非市场因素”就起作用了；当市场获得充分发育之后，“非市场因素”的作用就将被削弱。市场走向自由平等的竞争似乎是一件非常顺其自然的事。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机制逐步发育成长的国家，我们能不能希望“非市场因素”被逐步削弱？
人们都认同，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市场相对来说发育更为成熟，所以，我们就在研究中比较了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行业进入的影响在两个地区有什么不同，结果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我们的确发现，在东部，教育和经验这些因素显著地增加了个人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而在内地，这两个标识生产率的因素的作用却要小得多，这与东部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判断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与内地相比，在东部地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作用也更重要。看来，市场机制的成长本身就体现出了两重性，一方面，它的确激励了生产率更高的人们，另一方面，它也使得那些拥有社会关系网络的人更能够借助于市场机制而获得高收入。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些非市场力量的因素正在起着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