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利，是社会对于任何一名人类个体的激励机制，我们知道，激励机制可以改变人类行为，若是没有这种激励，那么人类懒散且只顾现在不顾未来的弱点便会影响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况且这种激励机制是历史形成的，历史证明，它很好使，人们做好事，不仅可以从中得利，还能青史留名，这便是好事的效用。

当我们怀疑一个人从事（物质或文化）生产工作的动机时，我们其实什么也没有讲，因除名利之外，人类社会至今为止拿得出手去奖励人类个体的东西就剩下一项，那就是权力，但说到为权力而奋斗，去争取支配、控制、影响别人时，我们听到后则更不容易同意，因我们都曾深受权力之害。

有些人明明不是圣人，却以名利为耻，真是叫我哭笑不得，真是糊涂得可以，叫我搞不清他们以什么为荣？

只有在中国，我时常听到有些人拿着一些人类史上少见的高尚的人与普通人作对比，以此蔑视普通人的价值观，使自己获得一种嘴上优越感，并获得一种要求别人做这做那的貌似正义的理由，我一听这类言论就颓废——他们为何不去先拿自己去与高尚者比一比？真是愚蠢加恶心。

作家是普通人。中国作家尤其是。

当你成为一名中国作家，就注定了你的最高目标只能是写点通俗小文儿混口饭吃，最多像金庸琼瑶那样求点小名小利就完了，因中国这个地方花了五千年都没有出现几位影响世界的著名作家，为何这种好运偏偏会落到某个当代作家的头上？

拿“写出好作品”当说话的前提我以为是太不妥了，因好作品的标准除了名著不可能还会指什么——说到名著嘛，我认为我们还是不要去谈没有可能的事。

其实对于普通人，叫他以名利为目标实是有点要求过高了，叫他做到基本正直、能自食其力、基本不作恶就可以了——说像我们要求中国的科学家，不必去得到诺贝尔，只要能看懂诺奖作者写的书就可以了，最好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正确地使一下别人发现的知识，那已是极难的了。

历史上，中国作家最好的待遇便是被政府所雇佣，替政府写文章，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说政府与执政者的好话，以此换得自身的生存。司马迁作为一个文人，曾试图破坏他的职业道德，在史书上写几句真话，即受酷刑。世界上再有没有民族像中国一样，大量文人会因写了几行字而被杀死，直至株连九族，在中国当文人的风险大得几乎超过政治家。

中国在一九00年前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上一度短时期出现过自由文人，他们有机会讲几句自己想说的话，建国之后自由文人消失了，改革开放后，只是在近十年，中国才再次出现自由文人，他们的声音其实并不真实，因政府而不是他本人才享有对作品的最终审查通过权。

现今我们社会上所说的作家及编剧，多半属于自由文人，他们的创作空间并不是很大，他们能够有机会讲出少量真相已经非常困难。中国有太多行业，中国社会又有很多阶层，每一个人群都有属于自己的真相，而我们现阶段的主流社会舆论仍是报喜不报忧，这也许是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这考虑多半是人民需要希望，需要看到更多光明面。

作家在这里即需要讲自己内心深处的真相，少说谎，以便使自己的良心安宁，又需要按照制度规定的游戏规则行事，还需要赢得读者及观众的喜爱，以便能够继续职业生涯及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他们的目标是如此的多元，目标之间如此缺乏联系，难度是如此之大，在创作者内部调节起来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依一个中上等水准作家或编剧的才能，能完成其中任一个目标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合，最强的作家编剧也恐难把前面所说的几个目标统一在一部作品中。

这便是中国的创作者在当下面对的现实。

在这个现实前，名利对于作家是一把小小的保护伞，即使拥有极多的名利，作家也缺乏安全感，甚至也很难拓展出一点自由创作的空间，因为得到的一切是那么容易失去——看看中国著名作家们的死法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