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此，个人认为应当重点落实“基金融资”。特别是创业投资基金的融资。因为创投基金十分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还有利于把一部分企业和个人储蓄转化为资本，减少FDI流入，减轻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压力、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的抵抗力。对于已经进来的投资，政府应明确指出不能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第二，政府要想办法引导他们为我们国家自主创新型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事实上，外资风投，现在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多。现在他们更多是考虑如何募集新的基金，扩大基金规模，赚取更多的管理费，而不是如何帮助其受资公司长期发展；或者故意提高对创业公司的估价，从海外母公司拿走更多的管理费；或者通过伪造FA，来骗取项目介绍费。这些手段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外资风投人士所采用。因此，我们不必迷信西方的风险投资机制。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国情，社情，民情。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创投之道。

　　事实上，创业投资事业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可以发展创业投资。其本质区别在于：一个为投资者赢得高额回报为目标。一个是站在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运营，目标是走向共同富裕。因此，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创业投资事业，就不能“以资为本”。把市场化等于私有化，把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既不得人心，也违背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因而行不通。党的十七大上，胡绵涛总书记强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邓小平生前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一百年，党的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既然还处在初级阶段，那么艰苦创业的革命传统就不能丢。丢掉这个，去炒股炒楼，就是对这一阶段的最大背叛，所以，应坚决抵制这种现象继续蔓延。现阶段，要想走出危机，发展创业投资无疑就是战略布局。支持全民创新创业，就需要配套的金融体系做支撑。而创业投资具有既扩大投资需求，又扩大消费需求的双重功能。第一，创投机制有利于把储蓄社会资金转变为投资资本，尽管每个投资数额不一定很大，但其总量则将有力地扩张投资需求。在此过程中，投资创造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就业创造收入，又将有力扩张消费需求。其结果更会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但我国创投投资管理人，真的不应该继续受西方创投理论影响只是强调满足投资者的金融需求，而还要强调投资对社会公平、经济发展、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的影响。这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业投资理念。

　　客观的讲，西方创投大多数关注最多的是，如何设计股权分配制度来处理好自身和创业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如何调动创业者的积极性并约束其对股权持有者利益的侵害。却很少关心如何调动受资公司普通员工的积极性以及如何处理好受资公司的管理者与一线员工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投资失败的主因之一。管理学家王育琨觉得“员工比客户更重要”是很有道理的。用他的话讲，就是：公司永续存在的前提是员工的发展，有了开心且能干的员工，才会满意的客户，才会有满意的股东，最后才会有永续发展的公司。事实上，中国顶级企业家张瑞敏先生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张瑞敏认为互联网时代把一切东西都拉平了，任何一个实点，信息量都非常充分、非常大，这个时候让一线员工发现了一个问题，再逐级往上汇报，下面再做决断，这是错的。海尔经过20多年的建设，形成了一个公司的官僚体制，就是金字塔、铁三角的官僚体制。张瑞敏发现海尔的经营管理，如果倒过来，把这个正三角倒过来成为一个倒三角，就是员工在最上面，他们最贴近客户，最贴近现场，不管你是生产、制造，还是设计、研发，还是营销，还是和客户、渠道商的交流，和供应商的交流，只要你在现场发现了问题，你就可以当机立断地拍板做一些事情，后面所有的体制都是来支撑你的。

　　说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股权投资者是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和雇佣劳动制度下来讨论企业的发展问题。他们把劳动力仅仅当做一种生产要素来讨论的观点是我们中国创投界要摒弃的。西方创投主要是代表着私人利益，能不能给投资人带来丰厚回报是他们主要关注的。所以说它维护的是LP或出资人的利益。显然，这种带着私人或私有者阶层的有色眼镜分析项目，不可能深入到项目的本质意义，也不可能太尊重创业者和社会利益乃至国家战略利益。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彻底的客观性。而且这种标准仍在误导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创投事业。以为外资创投才是最先进的，就可以作为中国创投事业的唯一的理论指导，这实在是严重的认识误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外资创投拒之门外。创投毕竟是一种先进的金融工具。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成熟不成熟很难讲，但从“投十中三”比例来讲，是不太成熟的。不过，尽管它对“真是世界”的反映有时会是扭曲的，但是，透过这种扭曲，就能发现创投发展的历史特征和运动轨迹中的某些真实的东西。我们讨论创投的成功率，讨论企业的持续发展，不能忽视一线员工的发展。受资公司的员工是企业的主人，而不能简单认为他们只是雇佣劳动者。我们要搞活搞好企业，不能只谈调动公司管理者的积极性，必须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强化广大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智慧资本。从解放思想的要求看，扬弃西方创投理念，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创建中国气派的、公正无私的科学创投理论，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业投资理论。但是，中国创投事业起步较晚，面对市场经济和金融资本市场，我们没有别的理论可以选择，我们又不能不认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投理论和管理经验。但我们绝对不能“崇洋媚外”、不能被那些“洋教条”所禁锢。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影响投资成败或企业未来的关键要素究竟是什么呢？胡祖六认为：智慧产业对当代经济社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可以使政府的决策更科学，政治更民主，生命更有价值，许多其他产业更多增值。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认可智慧资本可以提升企业价值。事实上，企业的市场价值是由财务资本和智慧资本两部分构成。智慧资本通过创造和运用知识提升企业价值。智慧资本发挥价值创造的形式有两种：直接创造价值和间接获取价值活动。无论是直接影响企业现金流，还是影响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智慧资本都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深远的影响。199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他们认为正在显现出来的问题，一种新型的公司正逐渐进入证券市场，这类新型公司以那些无形资产作为他们的主要资产，与有形资产不同，智慧资本是不可见、他不能用来衡量或者报告。但SEC关注的是这类公司中大多数的交易价格远远超过他们的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微软。在新经济时代，智慧资本通常大于财务资本。从摩根斯坦利世界索引获得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司的上市价值是账面价值2到9倍，由于差异是无形的，因此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巨大差异被认为是由这些公司的智慧资本创造的；还有一些研究也验证了公司大部分的价值是无形的，例如：Osbore验证了企业80%的价值是无形的、Van Buren验证了公司三分之二的公司价值来自无形资产。综上所述，智慧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公司的大部分市场价值存在于智慧资本中。德勤公司高管也有分析，智慧资本是最近十年被提出的一个全新评估企业价值的方法，有别于传统透过资产负债表来揭露企业价值的方式。颜漏有观察美国股市近五十年来的变化，在1990年代前，美国企业的市值与账面值的比例大都1：1；但是到2000年开始，网络、软件公司的兴起，企业的市值与账面值的比例也水涨船高，提升4：1，甚至于微软的市值与账面值之比更高301；4：1代表一个公司的70％〜80％价值，不是有形的资产可以反映出来。显然，在新经济时代，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不能完整呈现出企业的实际价值了，必须透过智慧资本的研究，来重新订定一套全新的企业价值衡量标准。

　　同样，受西方经济学影响最深的西方风投大鳄同样迷信于项目的财务分析。1+3可以等于4，但一条龙加三头狮子就不能够等于四条龙。将不同的民族传统、消费习惯和行为同质化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通病。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定性要比定量更重要。在创投领域更是这样。你不能用繁琐的财务模型取代创业者的智慧，尤其是对于早期项目的判断。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同样侧重抽象方法和定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更多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因此我说，发展中国特色的创投事业必须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其他什么理论基础之上。大量的投资案例也同样证明：对于一些早期创新项目，使用传统财务分析方法将无法衡量此类创新所具备的策略性本质。由于创新产业具有高风险与不确定性，运用一般现金流量折现的评估方式，不但不具有准确度，而且财务评估的风险规避原则，正与处于早期项目风险追求特质刚好相反。所以，除非是不确定性较低的渐进性创新，否则此类项目的投资评估，最好还是运用“选择权”的评估方式。也就是可以把投资决策都视为是一种选择权。这种评估的基础是将未来的不确定性视为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机会；重视对于未来各种可能发展趋势的信息判断；将富有弹性的创业智慧以及无形资产视为是一种价值；是一种逐步渐进式的决策，依据未来发展走向以及经理人的自由抉择 。因此说，这种投资决策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经济学固然需要一种严谨规范的体系，需要完美的逻辑结构，甚至数学一样漂亮的模型，但经济学的最根本的目的我认为还是要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早期创投为什么一直起不来。原因就在于此。一个没有实践智慧而光有科学技术的民族，就象一座没有神灵的祭坛。当前，我国创投事业要想茁壮成长更需要的是“理性的直觉”。而“理性的直觉”恰恰是中国人所擅长的。但现在国人却把我们的优势作为一种民族性格的劣势来看待。实在是难以费解。

　　不过，值得提出的是，单凭“理性的直觉”并不能规避风险。因此应进行有效的风险监督。如果将风险比喻为“毒蛇”，那么创业公司在战略实施中一旦遇到毒蛇，董事会和管理层便可轻易知道毒蛇的存在，假如不幸被蛇咬中，也可以判断公司的伤势如何。风险监督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提升企业价值和保护企业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对早期项目实施积极有效的监管甚至控股是十分必要的。这是降低投资风险的必要手段。我们会决定恰当的监管程度，包括采取有效的报告制度和监控制度、参与重大决策、进行战略指导等。我们一般不会一次性注入所有投资，而是采取的分期投入方式，每次投资以企业达到事先设定的目标为前提。当我们和创业企业合资组建新公司的时候，我们会组建新的董事会，董事会将是新企业的“老板”，通过这种方式，新公司治理结构将得到逐步优化，这样就便于使我们可以首先分析阻碍公司走向成功和卓越的各种关键因素。因为，不了解企业经营风险所在的董事会很难对管理层的执行风险有效监管。不过，虽然董事会也会认为风险的首要关注对象就是忠实的财务报告。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美国匹兹堡大学会计学博士主任刘顺仁曾客观道出了财务报告的局限性：财务报表主要是管理层用来问问题的工具，而不是得到答案的工具。很多时候，当问题可以被财务报表反应出来，再找原因时，已经太晚了。虽然董事会设立的财务委员会可以较忠实的处理财务和法律法规方面的相关风险，但攸关组织战略定位、市场细分、客户价值、营销策略、品牌与创新、技术支持等运营事务的有关风险更是董事会不可忽视的。董事会监督所有关键风险，是企业走向成功的基础。全面持续的风险监测和管控系统，是用来前置预防风险的发生。而不仅仅是为了限制创业团队的控制权。投资者委派的董事以及周边资源会利用其网络和渠道帮助公司进入新市场、寻找战略伙伴以发挥协同效应、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提高收益。为满足创业企业未来资本运作要求，我们会帮其建立合适的管理体系和法律构架。当然，这不意味着通过董事会就能创造伟大的公司，而是防止组建一个糟糕的董事会。一个合理的董事会应该是保持投资人、企业、创始人以及外部独立董事之间合适的制衡，为企业的所有股东和客户持续创造财富和价值。

　　早期的企业刚刚开始设立，甚至还有可能仅限于创业想法，没有完美的经营业绩，也没有可以信赖的财务报表。这时，创投机构如何能从中识别出投资机会？如何对种子期阶段的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如何对项目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等等问题将直接考验本土创投的软实力；我们的投资机构可曾想过：是否该去创建、完善一种社会创业投资体制，来有效的帮助各阶段创业者实现梦想？若仍按老一套走下去，虽然创业者的BP写的好，但仍无法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和客户诉求。在中国，认为成功的商业计划书是创造一个成功企业的基石的投资者不在少数，投资者总对创业者说，把你的Bizplan拿来看看吧，说实话我也经常这样。这种习惯同时也决定了投资者的线性思维。傲慢、官僚、思维僵化。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希腊的奴隶主波里克利就说过：人，是最重要的。做创投也一样，一流的人才本并不多。如果把资源全都留给了精英，那只会让一流的人越来越稀缺。这实际上是与资本为虎作伥，变相剥夺了普通人的创业权。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给平凡人一个不平凡的体系或系统，使他们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这也是张瑞敏一再强调的。当前，海外风险投资家们的“老板”，也就是那些养老基金，已经迫切感觉到建立一种全新创业投资模式的必要。的确，创业投资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的最大价值，不是那些两位数的投资回报率，更不是那些高昂的管理费，而是帮助一项新技术、一间新公司、一个新行业不断成长，进而改变我们的世界。这个担子，对于西方风险投资家们孱弱的肩膀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中央高层彻底认清这点，所以提出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前提是“以人为本”，而提倡创业和创业精神则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根本途径。“以人为本”应是我们构建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事业、创投事业的基本理念。那种不信任弱势小企业或创业者，偏离其群体所覆盖“社会人”的禀赋信用资源现实条件，错误判定多数公民的信用能力和意愿，由它误导的正规小企业金融市场制度机制选择，必然制度性剥夺它们本可公平享有的融资权利，从而人为地剥夺了它们获得创业机会、公平发展的机会。这种文化实际上已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宗旨相抵触，理所当然地应当予以矫正。

　　因此，我国创投首当其冲应该放弃其原来的核心价值主张，为长期投资者实现投资回报的最大化。摈弃过去那种用一贯严格的投资标准制定的投资组合策略吧，“以人为本”的社会责任投资，如果还没有被列为投资组合的一部分，那将会使你的基金越来越没有美誉度。这不仅影响资金提供者的信心，也影响到整个社会对你们的信心。早期投资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责任投资。这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是处理公共关系的一种方法。明智的创投家应该较早关注企业的公共关系，并且运用公共关系来管理和提升所管理的基金价值。这样可以使这支基金的结构更加稳健、长久、可持续、而不是单纯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这比投入大量广告效果好的多。在道义上是这样的。这个环节做不好，许多事情都无法真正落实。比如拿出相当比例的款项扶持小企业、转业军人、大学生、社会青年等相关人群进行早期股权投资，把这项工作作为公共事业品来对待。由于政府的介入，也会增强合组创投机构的募股能力。毕竟政府可以调动的资源比私人更有效率，也担当着注重公平、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在树立其品牌和公信力方面可以降低创投公司的运行成本，是最优选择。另外，由于政府的参与，也可以更好的保障创业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实现多方利益均衡的问题。直接融资的比例扩大。也就是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让敢于，乐于创业的人获得资金。以创业带动就业，打造橄榄型社会。改善社会结构，催生更多的中产阶级。早期创投究竟是不是属于社会责任投资？很难讲。但的确可以给有抱负且没有资金的年轻人一个成功的机会。就这么简单。不仅是回报率最高的阶段，当然，赚钱规赚钱、责任归责任。应该说“早期创投兼带社会责任，给有抱负，没有资金但有能力的年轻人一个成功的机会”。创投也不一定是公益，但效用兼具；创投是选人的行业，不会滥用这样的机会，选出的年轻人都应该是社会潜在的栋梁。企业家就是社会的栋梁。既然回报率高，为什么投资早期项目的机构那么少呢？第一是由于风险大。如何能风控呢？最好的方式是通过资产配置。另一方面 后期项目太多了。如果风控好，是不是就降低风险了？不降低单一项目风险，但降低基金的风险。也就是形成良好的投资组合，对冲单个项目的潜在风险。早期风险基金，如果用对冲的手法完全可以做成避险基金。并且所有基金通过对冲都可以控制风险。国内风险基金不成熟的一个原因是创业环境的无序。

　　在中国，许多投资人现在都认为：股票就是钞票、价值是利润的倍数、上市后也有很好的流动性。这是企业为什么要上市的理由。也是风险投资为什么偏爱后期项目的理由。这也是PE腐败的根源所在。但早期项目，为什么创业投资会青睐呢？理由是什么？仅仅是在收益率方面，与发行上市前的增资扩股不同，入股时的溢价率就非常低，成本低廉吗？社会责任算不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企业上市并不是一个目的，只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谋求更大的扩张而在资本市场进行的一种资本运作。对于一个伟大的企业来说，上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相反，对于一个缺乏伟大公司DNA的企业，上市就是套现和骗取公众资金，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风险投资的本质及最终都决定了其不会偏爱后期，只是在中国近代暴富短视的土壤上，导致风险投资变了味道。很多本土的创投、直投、投行、都是“暴发户”、抢占金钱，媒体也推波助澜。结果就把市场导向都搞错了。其实，很多外资创投从始至终都是投早中期的，比如智基，金沙江 北极光等。因为早期项目孕育真正的价值。早期项目实际上回报率很高的。因为价值在其中。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正确的逻辑是：价值应该产生在创造的过程中，而不是上市交易的过程中。现在却相反。没人反思价值的本质。这说明中国人还是“太穷”了！

　　创业企业需要资金的配合，但他们普遍缺乏内部管理和资本运作经验。早期创投必将以专业化的管理服务、顾问服务，为其提供软实力的投入，帮助其获得民间资金的加盟。随着民间投资热潮逐渐兴起（缺乏理性的引导和专业的操作），创投将以集腋成裘的基金模式、产业经营的投资方式，引导其合法安全地投放到高效益、高成长的朝阳行业领域，建设性地解决民间游资的出路问题。中国民资不应该投入到中国最需要的早创业市场吗？让税收去投？让财政去投？那些用在国安、国防和基础建设上都不够用。盘活民资可化解中国最大民生、民力的难题和再分配难题、两极化难题。就是投资失败了怎样？不可以吗？被招聘来的创业者也劳动了、也努力了、创业过程中也分配了劳务费。不成吗？创业者不就就业了嘛？所以政府要支持。出资担保民间出资的本金安全，可以一比一搭配出资。如果亏，政府部分的余额补民间部分的亏损。这才务实！政府要懂得舍得，没有舍还有得？支持创业吧。让那些不舍得拿钱的富人们，找到一个心甘情愿买安定的理由。贫富悬殊这么厉害。需要我们给贫者新的机会平台。富者则需要我们给予认可的理由。共和国会记着那些为这10年奉献的公民。每个共度时艰的富人，都要给予共和国优秀公民称号。目前，国内投资后期的股权投资基金，有些做得好的、做的早的，都与中国证监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与证券交易所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并且有丰富的保荐上市实际经验、娴熟的项目投资管理经验及深厚的股东背景等。与国外一些股权投资基金（甚至包括国外著名投行基金或私募基金）相比，本土PE除了具备以上优势外，主要避免了以下障碍：外资基金投资需经商务部及外管部门冗长复杂的审批，且以后重大股权、资产、经营（如设子公司等）变化，需逐项逐次重走冗长复杂的审批程序，使得上市进程变得不可控，多数时候拖延公司申报发行上市进程。外资基金投资后多需争取董事会席位，外资董事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及依赖其海外投资管理习惯，对各类董事会决议总体保持谨慎，每次决议或文件均要与律师及相关机构商讨与核查，并倾向于“能不签字就不签字”，同时其经营管理理念常与国内理念大相径庭，沟通比较困难，为上市工作凭添管理难度，影响了上市速度和进程。外资概念可能形成的其它负面影响：某些时候，监管层出于保护本国产业、控制外资流动、避免外资大量流入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证券市场民族情绪日益高涨等因素的考量，并不希望外资大量流入本国资本市场，这对外资持股的上市项目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但，建设社会主义创业投资事业，不能走绝对的国有化，更不能绝对的私有化。这两条路都不是科学发展。绝对的国有化的发展道路，以前也走过，但失败了。原因很复杂。一方面长期的亏损成为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带来潜在金融风险，一方面也不会调动社会资金参与的积极性。国有化的初衷是好的，无非是解决创业投资的普遍服务问题，力求使全体公民享受到这种金融服务。但由于低效率和财政负担，国有创投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势必受到约束。而绝对的私有化，也存在问题。因为投资就是投资主体为了获得预期不确定的收益而将现期的一定收入转化为资本的行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任何个人或团体从事投资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让创业投资这种投资工具可能丧失“普遍服务”。或发生背离创投公司的主营业务的初衷，获取高额投资回报率，铤而走险的事件发生，留下社会隐患。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创业投资事业不仅是金融服务事业，而且应归属于公共服务事业。就是为启动全民创业计划而提供的资金融通管道。基于此，走公私合营的创业投资机制更加符合我国国情，民情。社情。政府部门可采取股权监管（公共部门持有监管对象部分股权）和程序监管（听证制）等方式。一方面让民资主导，不仅在资金筹集和管理方面具有优势，而且还具有更敏感的市场边际反应能力，具备更强的制度创新能力。同时也会降低“非法集资”这种犯罪事件频仍发生的概率。这种公私合作的创业投资实体单位，决定了政府的职能必要重新定位和调整，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第三方监管体系。这要求政府的直接管理模式变为间接的监管模式。所谓间接监管是指建立与之相称的法律法规，在赋予或保障被监管创投公司拥有 的权利的同时，必须要求这些企业履行规定的义务。

　　杨振宁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创新可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科学、人文、商业之间本就相通并互为促进。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比尔•盖茨、任天堂与爱因斯坦、杜甫或可并存。中国的创业投资事业也需要这样的创新范式。林毅夫也认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理论涉及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差异的本质。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经世济民”之路，而其中的关键在于看准自己的比较优势。这句话放到中国创投事业中仍然管用。因为政府保护补贴固然可以把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建立起来，但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率过低。即使发展中国家可以让卫星上天，但经济实力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是很大的。因此，我认为人民币创投基金做的越多越好，最好都来做。本土VC肯定是要靠整个社会的资金推动，做管理咨询的，可以成为本土ＶＣ的合伙人，一起帮助创业者走向成功！中国有好的组织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这些优势，进行“跨越式”发展，带动社会资金去发展社会主义创业投资事业呢？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提出哪里有政策机制创新，哪里的生产力就能够首先获得解放。社会投资就可以比较快速壮大，同时对全方位改革的深化也有较大促进作用。这一规律已经被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事实证明。一个民族只有发挥本民族的创新能力，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本土创投新军应抓住机遇、稳健崛起，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