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底担任西南某市级城投公司副经理起，王磊（化名）就担负起一项使命：为这座城市市建项目与“重大工程项目”寻求银行贷款。
类似的公司，在国内已超过3800家。
一份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显示，去年各地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获得的各项银行贷款余额已超过6万亿元，项目贷款余额已接近5万亿元。这其中大部分贷款的背后，都有地方财政的“隐性担保”。
辛苦的付出，不菲的业绩，王磊基本能收获一份可观的年终奖。
“但我现在看到这些奖金，心里有点发虚。”王说，尤其在见识到数亿元贷款项仅通过几个关联交易与直接转账便“去向无踪”，他预感到今后的还债付息压力的迫近。
150亿信贷炼成术
王磊的直接上司，是当地银监局的前任督察信贷风险官员，现任这家城投公司总经理。
为了扩充银行信贷网，他们从当地的城商行与国有银行“借调”了数位信贷审计人员，前不久还招募了几名了解投资银行业务的员工。“但真正的决策者，是这座城市统筹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负责人，我们每周都要向他汇报一些市政重大工程项目的银行信贷融资进展。”王磊说。
这套“专业化”的人员班底，去年为这座城市的市政工程与个别企业项目从不同银行“贷到”超过150亿元，其中80%投向市政建设项目，20%则替当地国有企业的某些新增项目给予贷款担保。比如，一家当地国有建筑企业承建该市高速公路BOT项目向银行贷款时，由城投公司提供担保。
去年，王共参与了十多个市政工程项目与当地国企项目的银团贷款，绝大多数依靠当地政府财政收入与土地划拨的偿债担保，个别化工、钢铁等产能扩建项目，则通过政府购买承诺作为隐性担保。
“去年很多银行主动找到我们，希望能多承接一些市政工程项目的贷款。”他透露，这些项目背后的政府信用隐性担保让银行感觉到放心，自然也加大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放贷冲动。
去年5月，王为该市一段高速公路建设的市政工程寻求一笔12亿元银团贷款，最终工程承建方却领到14亿元——正因怀揣多家政府融资平台给出的信用担保，才成功“多收”2亿元贷款。
王磊深知，这是一个“危险的资本游戏”：他所在的城投公司运作的绝大多数市建项目，都是通过地方财政给予某种隐性的“贷款担保”，由于当地政府的一半以上收入来自于土地转让收益，一旦这类收入下滑，将难以支撑年年攀高的贷款余额本息，整个贷款担保链可能破裂。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去年9月在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仪式上就曾警示，地方融资平台的加速发展，对许多地区的地方财政偿付能力构成了威慑，很可能造成财政问题和金融问题。
让王磊更担心的是，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担保的项目贷款正失去控制。由于他们主要职责只是为某些市政工程项目开具各种形式的“政府信用担保”，却并未深入参与监督项目施工过程流程，对多数项目贷款的真实用途基本无从监督。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流程里，重复借贷、违规放贷等问题一直挺多。去年省审计部门查了几遍，我们也加强监管，但一些市政工程项目承建方总要求我们多争取贷款。”王磊也曾暗示某些项目方“收敛”，但他听到最多的答复基本上是——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点，为何不趁着信贷成本最低，拿到工程的全部贷款？万一今后两年政策收紧，想拿就难了。
一些市建项目贷款的行踪更加扑朔迷离。例如前述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由于城市规划调整被顺延至去年底开工。王磊曾听闻在项目缓行的6个月内，这笔贷款的30%转账给工程承建方关联公司用于买地造房的资金周转，50%存入银行赚取利息，剩下20%淘金股市。
艰难还债路
巨额信贷资金流向地方融资平台，信贷风险正在积累。
前述社科院报告称，由于地方融资平台与政府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平台已成为依附于政府的附属单位。而商业银行对于这类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风险评估，更多地依赖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判断，而不是按照企业法人贷款标准去分析，导致贷款过度及信贷风险加剧。
“很多银行通过预测地方政府未来的土地出让收益，判断其财政收支状况及给予地方融资平台巨额贷款的信贷风险。大家都相信一旦众多市政工程建设，将带动相关地价与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政府将获取更高的土地转让的收益用于偿还债务本息。”一位不愿属名的银行信贷部人士透露。
然而，银行提供给地方融资平台的多数是中长期项目信贷，一旦地价在坚挺数年后开始回落，地方出让土地收入款降低，贷款的偿还资金链将面临违约风险。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盘点报告显示，去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共计10836亿元，比2008年增加140%，更比狂热的2007年增加49%。以北京为例，去年该市卖地成交额飙升到900多亿元，净收益则高达477亿元。不过，北京将2010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预期调低到9%，为5年来最低预期。
“今年以来，我们开过三次信贷形势分析会议，领导都暗示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控制，有些涉及产能过剩行业、施工周期长的项目，就算有政府担保，能不批就不批。”上述信贷部人士透露。
1月26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今年第一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明确提出，要全面评估和有效防范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加强贷款跟踪检查，推动发展银团贷款模式，切实防范大额集中度风险。
如今，王磊工作的重点，已悄然转向替去年150多亿元新增担保债务寻求资金偿还方案。
他所在的公司曾考虑发行城投债调整债务结构与解决偿债现金流，但找到数家券商，却被告知去年3月起城投债就已基本难以发行；他还与银行、信托公司协商发行信托理财产品，将部分“短期担保的市政工程债务”以资产抵押类信托产品方式，转化成“中长期债务”，用于缓解当前偿债压力，但收效不高。
前述银行信贷部人士透露，还有一种比较便捷的“减压”办法，就是当地政府会改变地市开发规划，让有些作为银团贷款抵押的土地价值得以更大幅度升值，有些难以筹资偿还的项目贷款则因此获得“展期”或“借新还旧”的机会。
近期，王磊与当地政府引导基金负责人作了沟通，愿意协助提供一些质地优秀的当地国有企业资料，通过吸引股权投资资本解决贷款资金偿还问题。
“在同行里，我们应该算是未雨绸缪了。”王透露。尽管还没有看到这家城投公司去年财务数据，但他直言“负债率接近85%”。
王磊认为其所在城投公司“仍然属于保守”。去年底，他曾参加该市数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研讨会，得知有些同行负债率已超过100%。然而，该市在成立地方融资平台伊始，就要求地方政府负债总额不能超过当年地方财政总收入的75%；当年到期的短期债务本息总额不能超过一般预算收入的25%-30%。
“经过去年的疯狂拿贷款，基本已超标了。现在如果不能先通过其他方法解决部分贷款偿还压力，整个城市财政收支状况都将遇到困难。”他坦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