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能如是,不止是自然环境生态之幸 也社会民主法治生态之幸


  “哪个地市完不成减排任务,地市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国家环保总局总量控制办公室副主任赵华林日前转述某省的一名主要负责人的话对记者说。据悉,国务院已经批转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将减排不达标跟政绩挂钩。“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已经在文件的内容之列(11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毫无疑问,“一把手就地免职”的强硬措施,显示了国家在环保问题上日趋坚定的决心和周密的部署。不过,在期待和赞赏之余,笔者以为,对于减排治污,除了行政上的“自上而下”方式这一面之外,同时也应有“自下而上”、“上下互动”的另一面。

      之所以有此看法,首先是因为,在笔者看来,环保减排固然是行政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从根本上讲,其实也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共同需要——— 其作为一个严重而紧迫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是我们对环境不友好、过度消耗资源能源所致。这意味着,要长远地、从源头上实现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必须让广大社会公众广泛而积极参与,从检讨和改变我们非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着手,促进其也能早日“达标”。

      再者,从公共行政、民主法治角度看,单纯的“自上而下”的“一把手就地免职”式治理途径,虽然直接痛快,但如果缺乏“自下而上”的配套,仍然也是不无缺憾的。因为就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而言,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及政绩评价,不能只取决于上级的督促考核,更依赖于以民众权利为依托的制约问责机制。更不用说,一个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地民众才是直接现实的知情人和承载者,有着最迫切的环境治理需求。

      就此而言,在治污减排问题上,除了上级坚决强硬的“一把手就地免职”外,我们更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形或场面:由于环境治理不利,地方政府领导不得不直接面对当地民众的问责——— 乃至引咎辞职、被地方人大依法罢免。果能如是,那么,我想,这将不止是自然环境生态之幸,亦是公共行政治理乃至社会民主法治生态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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