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为克服时间所做的社会设置

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他者世界的客体化。尽管我们用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信息时代等来概括人类步入近现代之后的时代特征，但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他者世界客体化。这是宗教退出人类世界之后，理性无限膨胀的一大结果。构型现代人类自我意识的一对范畴不再是：灵魂/肉身，而是理性/感性、精神/物质，当然，这也是“明”“暗”两种感受、“生”“灭”两种力量在远古人类意识中投射的结果，不过因为历史情境的变化，主体间性的外在表现有所变化而已。在古典时期，主体间性外化为政权与教权，教权管灵魂，政权管肉身；在现代，主体间性外化形式颇为复杂，但比较大的两个方面是国家与社会，不过已经很难说国家管理性与精神，社会管理感性与物质了，已经不能这么说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基本都是世俗国家，精神价值尽管仍然被声称为立国之本，但实质基本都奉行“奶是检验娘的唯一标准”这一宗旨。这么说吧，现代民族国家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大公司。公司当然是以追逐利润为最高诉求的。尽管几乎所有国家的建国纲领里面，都有一些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的精神性宣言——仔细考察这些精神性宣言，其实质就是对国家所有成员死亡焦虑的一种抚慰与安置，因此，它们基本会以承诺的面目出现，比如：许诺在这个国度将实现公平、正义、自由与幸福等等。这些现代世俗国家的立国之本，往往被启蒙思想家们装扮成普世价值，其实质依然是对死亡意识的回应。

现在我们可以说，判断一种社会形式或社会设置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是：它是否没有回避死亡问题，甚至，将死亡问题置于核心。为什么要建立社会？因为人生问题（死亡意味统领下的生活）无法独自面对并解决。如果辛辛苦苦建立一个社会，只是为了社会成员过上小康日子，那无异于学游泳是为了穿上游泳裤一样可笑（毛泽东语）。这是前提。所以，人类一切创造性的动机只有两种值得尊敬：1，建立一种能够克服时间的社会；2，发现社会生活克服时间的可能性。前者是政治，后者是艺术。政治高于艺术，这是不容怀疑的，因为：真正的政治是对权力的驱逐（只有经济才追逐权力），艺术则是对政治与经济的曲解与粉饰。

在以上所述标准下考察现代社会，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医院、银行与保险公司悄然变成了现代社会的教堂。宗教退出人类生活之后，现代社会对死亡意识的回应，将主要依赖这些社会设置去践行。医院会许诺你健康而长寿，保险公司许诺你安全，银行许诺你富有……这些机构共同为你营造一个美好、虚幻的未来。在这种幸福幻觉里面，死亡虽然天天都在发生，但那仿佛是别人的事儿，从来也不会轮到自己头上。

非理想方案

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古典时期人类克服时间的几种方案，这些方案几乎都与宗教有关；我们也谈论到现代社会为克服时间所做的社会设置。这里面有个区别，古典时期一般而言存在一个外在于人类的强大的、不可质疑的他者，这个他者要么是神佛，要么是自然，正因为这个强大的他者是不可质疑的，所以他所许诺的来世或者永生也基本不会受到质疑，因而死亡问题被永久性搁置起来了，人们担心的不是“我会死”这样一个事实，而是“我死后会不会下地狱”这样一个可能。总而言之一句话：通过宗教这种被精心设计出来的庞杂体系，“非死不可”这样一个存在问题变成了“死后会怎样”这样一个伦理问题，必然性问题被成功转化成或然性问题。我们说这种转化是卓有成效的。现代社会不存在这样一个强大的他者，前面说过，他者世界被客体化了，这使得沉睡的死亡意识被重新唤醒，如何克服时间，如何克服死亡这个事件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再次成为问题。可以这么说，人类从宗教编织的永生迷梦中醒来，一下又被投进死囚牢中——不是斩立决，而是斩监候。现代社会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设置，比如医院、银行以及保险公司，来延缓死亡的到来，或者制造一种死亡永远不会到来的幸福迷梦，但这种消极策略显然严重挫伤了人类的自信，古代强盗被处决时总会拍着胸脯丢下一句话：十八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他对投胎转世有一种迫切的兴奋心情。现代人则不再有这样的自信和豪情，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死亡意味着永久性地终结。古希腊有句哲言：只活一次相当于一次也没活过。德国有句哲言叫：未经审察的人生没有意义。我们将两句话结合起来，可以这样说：只活一次的人生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对这一次进行审察。

宗教这种古典时期的积极策略被人类抛弃，而现代社会可资提供的方案又实在太消极，正是在这种困顿局面中，我们看到近现代在“进步”这块遮羞布下隐藏的人类图景：普遍的焦虑，普遍的幻灭感，普遍的无意义感，普遍的道德沦丧，普遍的及时行乐，普遍的贪婪与疯狂攫取，普遍的暴力与战争，普遍的极权统治与恐怖主义……历史事实与那些伟大而敏感的心灵为这种图景交替做着注解。打开20世纪所有有影响力的文学著作，几乎都是围绕上述图景展开的。

当然，这个问题并非无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死亡意识、领会死亡而产生的时间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负面情绪对人的压迫越是严重，人类奋起反抗的动机就越强烈。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人类的所有行为，事实上或隐或显、或强烈或微弱地都有这种动机，只不过大多数时候这种动机如此微弱、被动、消极以至于无法觉察。

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会鼓励自己：要活着，要活下去。我们用生命意志克服死亡意识。这一理路的典型学说是尼采的“超人”说。超人具有无比强烈的生命意志，他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新品种：他骄傲地接受自己必死的命运，又轻蔑地嘲笑那些陷于死亡焦虑中的孱弱的人类。尼采超人的原型其实就是中世纪骑士。他一厢情愿地宣称：靠这种毫不畏惧的、彪悍的、乐观而深邃的人生精神，就能抹平死亡意识刻在人类心灵上的恐怖褶皱。尼采本人对这种方案显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他最后也不得不求助于宗教。这个向基督教的后院丢了无数颗炸弹的狂徒，在意识到超人也无法抵抗死亡焦虑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永劫回归。事实上这是经他包装之后的轮回观念。但永劫回归实现起来要比轮回更困难。只要投胎转世，就能实现一个轮回。永劫回归则需要经历千世万世甚至亿万世。

尼采的超人方案其实是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迷思，它的精神血脉直接来自古希腊神话以及古罗马帝国中的那些英雄们，中间经过中世纪骑士以及封建贵族的继承与修正，最终形成这么一种人格类型。对应到中国，我们也可以从远古神话——例如夸父逐日、后羿射日中找到这种超人的影子。

与尼采的超人方案相对的，是庶民方案。前面提到的通过建立主权国家来为其成员寻求社会设置路径上的抵御死亡焦虑的方式，可以笼统地称为庶民方案，庶民方案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种走向是福利国家，另一种走向是帝国。福利国家旨在营造一种集体性的幸福幻觉，从而遗忘死亡；帝国则旨在将死亡焦虑转化为爱国热情。这里不再多做解释。

简单小结一下：克服死亡意识以及由于领会死亡而产生的时间观念，人类迄今为止有三种方案：宗教方案、超人方案以及庶民方案。这三种方案只有宗教方案比较积极且行之有效，其他两种方案相对比较消极而无效。

最后，我试图提出一种新方案：仪式感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是：

1，仪式感源于悲悯——舍此，别无仪式感。

2，信任，从最高意义上讲，即为悲悯。因此，经由信任可达致仪式感。

3，信任关系可由操练得来。

4，意义是死亡意味笼罩下对人生的审察，意义是助长主体性凝聚的。

5，信任就是反对意义。仪式感就是反对意义的成功。

6，由操练到信任关系到仪式感：仪式感是可以实践的，可以经由技术达成。操练，从内容上讲，实为馈赠。可以认为，操练就是对馈赠能力的训练。一个没有馈赠能力的人是真正贫乏的。信任也是一种能力，无法获致此种能力的人，将在死亡意味的纠缠中度过一生。

7，以上概念都指向群体。所以，群体是达致仪式感的场所。仪式感，终归可以认为是群体的禅悦，也就是终极的自由——死亡意味被取消后的真正的自由。

8，而平等，乃是社会生活层面上，达致自由的唯一途径。

大致意思其实就是：克服时间、抵抗死亡焦虑，我们不可能再依赖宗教，因为它已经退出了人类生活，同时，也不能依赖个体强大的生命意志，更不能依赖福利国家以及帝国梦想，我们要依赖我们的人类同伴，要依赖群体。仪式感方案就是想找出一种群体共同克服时间的路径，当然，它的基础是对现有人类关系的一种革新，是对交换原则的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馈赠原则”。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打算对此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是另一个更为庞大、更为耗时的讲座所要解决的问题，它的名字也许叫做：《信任关系：关于仪式感的技术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