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种特定形式，是以县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在县以及县级市行政区划乃至一定区域内统筹安排经济社会事业，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农业产业化不断加快，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小城镇日益壮大，基础设施状况逐年改善。但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仍很落后，农民增收缓慢、主导产业不清、地方财政困难、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较突出。   

　　      一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成就显著

　　第一，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了相当高的份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截至2004年底，我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有2071个行政单位。其中，1643个县，377个市级县，还有51个财政收支和市政建设相对独立并能够提供完整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区。全部的县域单位的国土面积约为9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5%；2004年底，全部县域单位人口总数超过9.5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3000亿元，约占全国的1/4；县域经济的GDP约占全国GDP的60%；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47260亿元，约占全国总额的40％；此外，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都占全国的1/3左右。

　　第二是一些发达县域的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一个亮点。2004年，全国百强县以2万亿的生产总值、1960亿元的财政总收入、950亿美元的出口总额、3.4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1万亿元城乡居民存款额的经济实力，在全国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只重要力量。百强县的经济总量已占全国县域经济总量的1/4还多，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4倍多。按汇率换算，前十强及部分百强县的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

　　第三是全国涌现出了一批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总体来看，全国县域大概形成了三类富有特色的发展模式：第一类是广东模式，即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去广东调研，看到增城的牛仔裤、古镇的灯饰都占据了国内外市场的很大份额。第二类是江浙模式，即完全依托市场，结合市场需求，走的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通过块状经济振兴县域的好路子，目前江苏和浙江县域经济已经占到70%左右的份额。第三类是山东模式，山东一方面依托毗邻日韩的区域优势实施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依托专业化市场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突出的例子就是寿光，寿光的蔬菜和水果目前在国内外都享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已形成了“买天下、卖天下”的经营模式，并在农业产业化方面获得了巨大进步，当前北京市场30％左右的蔬菜都来自寿光。

　　    （二）我国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现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布特征和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格局是一致的。从大的区域来看，发达的县分布在东部地区，而落后的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004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2亿元的县共有336个，东、中、西[2]部地区分别有211、75和50个。其中，山东、浙江、江苏三省个数最多，分别为47个、46个和44个，三省所占个数占全国的2/5；而西部的陕西、西藏、宁夏三省1个都没有，甘肃、青海两省仅各有1个。百强县的分布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内。2004年，全国百强县有82个分布在三大经济圈内，其中长三角地区46个，珠三角地区15个，环渤海地区21个。分省来看，浙江、山东、江苏三省的百强县个数占全国2/3以上。其中，浙江30个，山东20个，江苏18个，而大多数西部省份没有百强县。

　　二是县域经济产业层次和劳动力素质的极端低下性。目前，全国县域经济的一产比重大概是25%左右，而2005年全国GDP中一产的比重是12.5%。因此，县域经济整体上表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总体特征。目前，县里面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大多局限在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个层次，根本谈不上战略性调整。另外，目前，县域劳动力的素质明显偏低。据统计，目前县域单位6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是7年多一点，在县域全国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了43%。

　　三是县域范围内产业发展的高难度性。目前，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要素的极端缺乏。有人形象的描述县域发展存在的四大抽水机：第一个就是土地，土地是农村、农业、农民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发展县域经济的最大资本，近年来，随着中心城市和大量开发区的圈占，农民失地、失业、失利的情况非常严重，2004年全国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00多个，平均下来一个县里面有3个开发区。第二个就是农业产业化，目前来看农业产业化还处于初期阶段，农产品增值的部分主要在城市完成，农民未能直接受益。第三个就是中央对农民的补贴，由于层层截留没有真正发到农民手里。第四个就是信贷金融的缺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的退出，农民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与此同时，邮政储蓄等揽储业务的渗透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由于上述原因，大多数县域发展经济心有余，力不足。

　　四是县乡财政问题的突出性。据统计，现在全国平均每个县的赤字是一个亿，全国赤字县占全国县域的比重大约在3/4左右，赤字总量占这些地方财政总量的近80%。因财政硬缺口大，县级政府调控手段虚无，县级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前两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一个报告，结论是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危机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五是农民增收的极端困难性。农村改革20多年来，农民收入总体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纵深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4.8％，2003年增长了4.3％，2004年年增长了6.8％，2005年增长了6.2％。这些年城乡增收的差距越来越大，1995年城乡收入对比是2.71，2002年是3.11，2003年是3.23，2004年是3.21，2005年是3.22。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797元，同比增长11.9％，但该增速与上年同期相比是下降的，而且受自然灾害、粮价下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畜牧业效益下降的影响，今年农民收入增幅很有可能低于上年。由于县域广大农民增收缓慢，还有一部分农民生活困苦，农村市场消费偏冷的问题比较突出。

　　六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诸多盲目性。很多县级地方政府单纯的把发展工业化理解为上项目、建工厂、建开发区，把发展城镇化理解为上广场、建楼房。这种加快发展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盲目推进的后果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以及有限财力的低效率投入，同时也极大损害了“三农”的利益。

　　七是县级政府权力和义务的非对称。从体制上看，近年来，县级行政单位出现了事权下放、财权上收，好的事权上收，差的事权下放的倾向。一方面，县级政府原有权利削弱，动用各方面力量发展经济，进行经济调控的手段明显弱化；另一方面，县里承担了越来越的义务，比如义务教育补贴、安全生产等给县级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

　　八是中央及省市对县域经济发展投入的非合理性。目前，中央财政还没有直接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不足，按行业部门分散投入的体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此外，国家对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明显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