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13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行政管理改革》杂志撰文，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思路。韩长赋称，应把农民工纳入政府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等国家住房保障政策体系。（10月14日《新京报》） 

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是人类社会为自己设计的居住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商品房之外，城市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经适房、限价房，也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廉租房。但在国家保障“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的过程中，恰恰把农民工这个群体忽视了，好像他们不是这个城市中的一员似的。可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民进城打工，农民工已经是城市的一个很大的群体——2009年全国农民工接近2.3亿人；在城市里，这个群体已经有了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可就是这么一个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群体，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不仅经济权益、社会权益、文化权益不保，就是连最基本的居住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难道农民工不属于“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这一目标中的“人人”吗？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撰文呼吁把农民工纳入国家住房保障政策体系，这是必要的。但还要看到，到底有多少农民工有在城市购房的愿望。如果只是一小部分，那么将农民工纳入现有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的做法就价值有限。而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工则希望改善现有居住环境，提高卫生、安全标准。再说，在现有保障性住房尚且对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无法应保尽保的情况下，农民工加入也只能排在最后。可以说，改善现有的居住条件，要比允许农民工购买经适房、限价房，允许农民工租赁廉租房等更有针对性，也更有价值。

那么，如何改善农民工现有的居住条件呢？集体宿舍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现实似乎并不理想。或许有韩长赋所说的是“现行用地政策制约了农民工集体宿舍的建设”，但在我看来，更主要的是农民工集体宿舍没有纳入社会保障，或者说没有出台针对性的保障政策。在2007年由建设部等五部委印发的《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指导意见》里，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改善主要是用工单位的责任，而不是国家责任；明确规定“用工单位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通过这一文件精神可以看出，仍旧试图以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可问题是，农民工现有居住条件不好，恰恰正是由市场因素造成的；将他们居住条件的改善寄望于市场，岂不是与虎谋皮。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参与制定这一文件的五部委中没有农业部。或许，正是看到没有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农业部才提出目前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体系扩容，从而惠及农民工。思路是对的，即农民工住房也应有国家保障；但方法有待商榷，因为农民工的居住需求毕竟有其自身特点。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等保障性住房是针对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情况设计的，农民工也需要有一套针对自己情况而设计的保障性住房。将农民工纳入国家住房保障政策体系，不应该是现有城市保障性住房措施的扩容，而应当是对农民工有针对性的住房保障制度设计。

http://news.sina.com.cn/c/2010-10-14/022321270015.shtml